先考虑一个简单的情况。假设我们对一个小镇的成年居民进行调查，假设它们有3000人，询问他们是否想要在镇里开一家精致的法国餐厅。几乎每个人都表示肯定。那么是否会有一家法国餐厅开在镇里开业呢？大概不会有。几乎每个人都想要它，但是并没有足够的潜在业务使之得以生存下去。这其中有市场动态的原因，但它并不是不正常的。事实上，消费者可能会希望拥有某种特定的服务、商店，或产品，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愿意支付其价格，使该业务可以生存，那么消费者的期望就变得无关紧要。在斯科洛夫和朔伊尔关于沃尔玛的例子中，如果人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以弥补被沃尔玛抢去的16.5%的收入，那么市中心的商店还可以继续存在。但我们知道，如果商店提价，那么他们肯定会失去更多的客户。城里的居民并不愿意支付更多的成本，以保持市中心的商店不会关门。你可能会表示反对：居民之前并不用支付更高的价格。那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现在人们可以选择在沃尔玛店或网上购物。不管是因为价格优势还是购物方便引诱了他们，这都是他们在之前无法获得的好处。这里依然是市场动态在起作用，但这也不是不正常的，而是竞争在起作用。
关于“沃尔玛/电子商务”场景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变化是否是“非自愿”的转型。 斯科洛夫和朔伊尔说，随着当地的商业走下坡路，无论人们是否喜欢，都将被迫使用电子服务。这是准确的吗？我们可以反驳说，在没有新选择之前，那些去沃尔玛购物或热衷于网上购物的人们，都被迫要到市中心的商店（或其他线下门店）去购物。新的现状并不比之前的情形更加不能自愿选择。虽然没有人希望看到市中心的衰落，但可能导致这一结果的行动都是自愿的。当一个新的商店（在线或离线）开业时，没有人会被强迫到那里购物。对市中心商店的影响，可能一开始对所有的居民来说并不很明显（虽然到现在已经非常常见，以至于他们可能预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或意外的结果，并不能等同于一个被胁迫的结果。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偏好，来做出数以百万计的决定。这种分散的、个性化的决策产生了一种关于商店、服务和投资（更不用提社会和文化模式）不断变化的格局。没有人能预测结果会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想要关于经济或社会的某种特定形式，但是，（除了政府补贴、禁令和法规之外）消费者和商家的行为都是自愿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期望拥有他或她恰好想要的购物方式的多种选项的组合（或者其他社区特点）。如果从消费者和生产者所做出的无数决定中，得到了某种结果，它也不是被强制的。我们要判断是否有外力对人们加以强迫，需要通过过程来判断，而不是其结果。
我们是否需要手机？
在美国，每年有几十万人会突发心脏病。接受治疗的最初几分钟对于他们能否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消防部门，开发了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当一个人突发心脏病时，就会通知位于他们附近的经过CPR（心脏复苏培训）训练的人，这些人可能位于同一栋办公楼，同一个购物中心，或是住在附近。该应用程序可以提供病人的位置和附近的任何紧急除颤器(defibrillator)设备的位置，这样，一个训练有素的人不仅可以迅速赶赴现场，还可以有相应的工具来救人一命。
环境组织和反技术组织也在使用计算机和网络。《野生地球》的编辑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勒德分子，他“倾向于技术本质上是邪恶的”，但他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计算机、激光打印机来传播自己的观点。”2007年，一个采访者报道说，在他用漫长的职业生涯攻击计算机之后，科克帕特里克·赛尔也开始使用笔记本电脑了。现在的问题是：赛尔和《野生地球》的编辑之所以使用计算机设备，是因为人工的需求，还是因为它是有用的和对他们有帮助？赛尔把使用计算机看作是一种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妥协。他说，使用计算机之后，会不知不觉地在用户身上嵌入制造该技术的社会的价值观和思维过程。
认为资本家或技术可以操纵人们购买他们真的不想要的东西的观点，与认为使用计算机会对计算机用户带来阴险的破坏效果的观点一样，展现的都是一种看低了普通百姓的判断力和自主权的观点。与另一个人的价值观和选择不同是一件事情。而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区别，就得出结论说另一个人过于软弱和无能，以至于他或她无法做出自己的决定，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在勒德分子关于适当的方式生活的看法中，现代的舒适和便利，以及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的可用性，这些都不存在很大的价值。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比勒德分子更加看重这些东西。为了更好地认识勒德分子所谓的正确生活方式，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些他们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