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但死与生的距离如此之近！学界同人莫不悲悼。吴宓先生声泪俱下，惋叹不已，挽联曰：“玉碎珠沉怜尔我，麟伤凤逝黯人天。”在日记中，他写道：“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爱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岁《中国通史》之作，创为新体……且未卒业而殂逝，亦与任公同。”熊十力、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钱穆、张其昀、王芸生、贺麟、吴晗、钱锺书等名流纷纷以诗文纪念他。陈寅恪写有《挽张荫麟二首》：“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朱自清《挽张素痴》五古：“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钱锺书《伤张荫麟》五古诗中说：“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
最后附带说一下张荫麟的学术辈分，以便读者对他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他比顾颉刚（1893—1980）、洪业（1893—1980）、容庚（1894—1983）、钱穆（1895—1990）、傅斯年（1896—1950）、李济（1896—1979）等略晚，亦师亦友；作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的学生，比吴晗（1909—1969）、夏鼐（1910—1985）、钱锺书（1910—1998）稍长。
二、张荫麟的宋史研究
张荫麟是最早在大学里开设宋史课程的教授之一，宋史研究更是他人生后半段的学术重心所在，“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他在西南联大指导丁则良（1915—1957）、李埏（1914—2008），在浙大指导徐规（1920—2010）等治宋史。顾颉刚检点现当代中国史学断代史研究的成就，认为宋史研究以邓广铭和张荫麟贡献最大。吴晗说张荫麟“已写成的论文有六七篇，都很精警，有独到之处”。
其实总括张荫麟关于宋史文章逾二十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志在写两宋通史的努力。据他去世一年后《思想与时代》第27期发表的《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前面的编者识说：
先生于《中国史纲》宋史部分，拟作五章：（一）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二）北宋的外患与变法；（三）宋代的文学与思想；（四）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五）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
早在1935年，他发表的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草目，第三十五章至第四十二章是关乎宋代的，篇目依次是：
宋的建国及其规制；宋与契丹、西夏；北宋的社会及文物；庆历新政与熙宁新法；女真的兴起和宋室的南渡；南宋的社会和文物；朱熹的理学；辽国的社会和文物。
显见同人的编者识所言是作者早年草目的修正。作者认为写通史，就是要明晰、有趣地普及那些人人应知，而无人能否认的历史常识，这个常识的取舍按照所谓“新异性”“实效”“文化价值”“现状渊源”四重标准，依次说也就是：内容的特殊性、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增进真与美、启发当代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参阅《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他写作通识的思路就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所选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参《东汉前中国史纲·自序二》）张荫麟对好友谢幼伟说，写考据文章易，写通史文字难，张荫麟特别注意历史的美学价值。谢幼伟回忆在遵义曾看张荫麟写《中国史纲》关于宋史部分的几章，“原稿涂改之处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