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尝试了十六种不同的形式写作他的《暴风雨》，而写作《疯狂的奥兰多》用了他整整十年时间，尽管这本定价仅为十五便士的书只卖出了一百本。柏克的《与一位贵族的通信》算得上是文学史上最恢弘庄严的一部作品。在校样的时候，柏克做了十分认真细致的修改，以至于最后稿样到出版商手里时，已经有点面目全非了，印刷工人甚至拒绝校正，于是全部重新排版印刷。亚当·塔克为了写作他的那部名著《自然之光》，也用去了十八年时间。梭罗创作的新英格兰牧歌《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星期》完全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虽然总共才印了一千册，最后却有七百册退还给了作者。梭罗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图书馆藏书一共有九百本，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写的。”虽然这样，他却依然笔耕不辍，锐气不减。
很久以前，两个没有任何教育背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在波士顿一个条件很差的公寓里见了面，他们决心要对这个社会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黑奴制度发起挑战。然而，对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想法无异于以卵击石。在世俗的眼光中，他们的行为是那么的愚蠢可笑。要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多么强大的敌人——这种制度牢牢地根植于我们国家最深层的政治土壤中，而且还与所有其他的社会机制和既得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学者、政客、教会人士还是有权有势者，也不管他们各自的信条或政见有着多么大的分歧，都一致地拥护这一制度。
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又能凭借什么来对抗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偏见和狭隘呢？尽管前进的路途中充满了艰难险阻，尽管目标是如此的遥不可及，但是，在他们的灵魂中却熊熊燃烧着神圣崇高的信仰之火，他们对于自己所追求的事业无比虔敬、执著。
这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本杰明·伦迪——很早就在俄亥俄州创办了一份《普遍自由精神报》。他每个月都要跋涉二十英里，从印刷所把所有的报纸驮回家。为了增加报纸的征订户数，他不辞辛苦地徒步穿越四百英里到田纳西州作宣传。这真是一个有着非凡毅力的年轻人。
在威廉姆·加里森的帮助下，他在巴尔的摩更积极地开展了工作。在当时，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到处都是关押奴隶的围栏；那些被装在运奴船上的不幸者凄凉地离开家乡和亲人，被送往南方的港口；奴隶拍卖市场上的情景更是令人心碎、惨不忍睹；而且经常会发生暴力捕捉奴隶的事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所有这一切都给加里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由于家庭贫困，加里森的母亲无法供他上学，但是，早在幼年时期，母亲就谆谆教导他要反对专制和压迫。这个年轻人决定要为争取这些可怜的不幸者的自由而进行不屈的斗争，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他们的第一期报纸中，加里森大声疾呼应该立即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度，结果招致了整个社会的反对与责骂，侮辱和谩骂排山倒海般地向他压过来。而后，他被逮捕并送进了监狱。他在北方的一位高尚正直的朋友约翰·惠蒂埃深深地被这个消息触动了，但是，由于他本人的经济状况无法为他交罚金。于是，惠蒂埃转而写信给亨利·克莱，请求后者为加里森交罚金，把他解救出来。在四十九天的牢狱生活后，加里森得以重见天日。
温德尔·菲利普斯在谈到加里森时说：“他在二十四岁时就因为自己所持的观点而被监禁。他还是正当青春年华时就对整个国家的罪恶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