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繁盛的原因，从来不是几句振兴的口号，关键在于，是把文艺当手段，还是目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绘画、建筑、电影电视），听到的（语言），读到的（书籍文字），即便偶有美的灵光，也迅速被拽入一池污泥中。
污泥不等于通俗。乐府诗起于俗，宋词起于俗，唐传奇起于俗，明清小说起于俗，然只需百年时光，就成了艺术长河中的雅。雅俗之分，并不是评价时代审美的关键。文化和审美的大敌，是被统一的标准所规训，被工具化。
纯属于雅文化的山水画，成熟于北宋；诞生于俗文化的词，全盛于宋。宋画的庄严淡远，宋词的瑰丽纤秾，共同造就宋的美学。
朱光潜用诗句类比过一切美的两种共相（即在无数的美的事物中，可抽取出两种美的类型）：“骏马秋风冀北”与“杏花春雨江南”。[2]前者刚性美，后者柔性美，刚性美是动的，柔性美是静的。
大致而言，宋画的美，偏骏马秋风冀北；宋词的美，偏杏花春雨江南。动如醉，静如梦。
文艺是自然和人生的返照，美是文化繁盛的时代结晶。拿山水画来说，经由考试甄选出的大批文人，往往由野而朝，由乡间而城市。他们一面创造并享受城市繁华，一面又深深惦念着精神的原乡——山水花鸟的林泉之境。对山野的理想化成了一种普遍的心情。丘山溪壑、野店村居、渔人樵夫，成了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寄托。这种情怀归于审美，即是山水画。
又是北宋郭熙，对此作过感性的总结：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颍、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3]
有性灵的人，创造出繁盛的文化，文化养出好的审美。才有凝结于宋画、宋瓷、宋词中的宋代美学，与唐之气象、天真、雄健、华美，交相辉映，成为中华艺术的两座高峰，旷古烁今。
现代生活，与自然隔绝，现代人生，被统一的步调控制，你所有的感悟，都由他人总结出来与你共鸣，你大多数感动，都失去了个性。如此返照来的文艺，失了真，没了善，遑论美。
较之宋，明代前一百年，是令人感伤的文艺黯淡的一百年。大师们集体避开了这个时代。
明代对文人士大夫极尽打压，一三七六年至一三九三年（一三六八年明朝开始），明太祖主持政治整肃四次，被检举的对象，从宰相到下层地主，近十万人丧生。士大夫官员在朝堂上，言不称意就打板子，毫无尊严。大名鼎鼎的元四家之一王蒙，就被政治整肃殃及，死在狱中。
文人历经被划为“臭老九”的动乱的元朝，终于看到汉民族重主天下，以为将迎回文人在宋代的尊崇，于是元朝归隐的文士们，纷纷入世做官以图济世，却不承想，那竟是最后的幻光。人就是这样，不被善待，也就不易善待别人。所以明代文人相轻，靡然成风。
明代画坛，在沈周成为炬火之前，值得提的，只有一个戴进。戴进作为画家的个体经历，是明初时代环境的缩影。
他以画艺扬名，宫中一位福太监向宣宗推荐他的画，宣宗召集宫廷画院名家一起观赏。两幅看毕，画院中人妒忌心已起。
至一幅渔父图时，画院领袖谢环说：“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渔父图，历来是山水画的一个母题，表达士大夫的出世高致。谢环所言，暗示戴进画文人归隐，是对朝廷不满。又至一幅，谢环言：“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于是，宣宗怒，下令将福太监赐死。[4]
戴进仓皇出走，逃避谢环的搜寻和迫害，在杭州一带的寺庙中假扮僧侣，隐姓埋名，甚至辗转漂泊至云南。何至于此啊！
想想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提携苏轼，感叹后生可畏时言：“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5]又是何等开阔的胸襟。
一个时代的文人和文化，精神的自由不在，则风骨不存。故中国画史上“明四家”，沈周、文明、唐寅、仇英，成就都在民间。再难有北宋西园雅集那般，在京都一隅，一次平常的文人聚会，几乎囊尽一时大家的盛况出现。
文化人的态度，决定了文化的高度。宋代的文化高度，是优待与自由之下，文化人万众狂欢所致。到了明代，则是个体戴着镣铐的孤独抗争。
总有人说，高抬文艺，必会误国。你看宋代文艺鼎盛的同时，是积贫积弱的政治军事。这种观点，放在皇帝个体身上，大概还有几分可探讨。若套用在时代整体头上，是荒谬的历史逻辑。
文化艺术与政治军事，是一个时代的两面，而非直接互为因果。政治经济军事是手段，为使一个时代能有余裕创造自己的文化，照耀后世。如同一个人，吃饱穿暖有安全感，为使精神的享受与创造达至一个高度。若为吃而吃，与咸鱼无异。
手段和目的弄反了，是本末倒置，徒留一个空心的华美躯壳，是对不起后人。如你我所见，语言的僵化粗鄙，艺术与审美的分离，其源也深，根本不是振臂呼吁几句所能改善。
审美的问题，解决的出口在个体。历史做出过启示，这样的时代，文化依赖文化人、艺术家们，孤独地走出一条路，或可成为炬火。与其苛求他人与时代，不如反求诸己。
就一个人而言，审美为什么重要？先要看审美是什么。
美在于事物的关系，这是狄德罗的断言。[6]据此而言，审美，是人对事物关系状态的选择。
诸如用什么字句描述一样事物（文字与物的关系），用什么画面描绘自然（绘画语言与自然的关系），生活中，家里选什么家具，用什么碗盘盛食物，桌上摆什么花，墙上挂什么画（物品与空间的关系），都是众所周知的，审美的管辖范围。
还有一些隐性的范畴，譬如，从前女子对婚姻的期许，是妾如藤萝欲托乔木，今天我们要的，是并肩而立互相成就，其中就隐含着两性关系审美的发展。这自然有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原因，但最终固化于审美。
人生层面，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杜甫“悲愁回白首”，苏东坡“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各自对人生这个对象的审美基调。
再有，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时代。同为南宋前期的词人，辛弃疾写：“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姜夔写：“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同样的时代，辛弃疾对之，如大醉舞剑，沉痛悲凉，心多不甘；姜夔对之，如午夜梦回，强装心死。
这种种关系的底层，是一个人的审美在起作用。人和人的关系更是。我不怕性情悭异的人，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唯独对着喋喋抱怨的人，要勉强应和一番，真是觉得苦。大概在我的审美中，一个人被怨气笼罩之时，最难看。
有人厌烦过度自恋者，有人受不了张扬跋扈，还有人看不惯一脸纯情，觉得太假。底层都是各自对“何为一个好看的人”的审美在起作用。审美中包含心理、视觉偏好、价值判断，这复杂的方方面面，化和而成一个人的审美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