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呢，我甚至在一起过了快二十年的王先生面前，也无法做到袒露全部弯弯绕绕的心绪。激烈的冲突时，实在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的前一秒，我必要转过身去或者关起门来，没有过哪怕一次情绪奔涌歇斯底里，然而那些情绪都在，我看似平静的海，但海面下暗流涌动，无止无息，连我自己也看不清楚。
只有在写作这件事里，我全然打开，毫无保留，不考虑是否体面，可以简单可以复杂，那些暗流涌上水面，将我冲刷得一点点透明起来。对面坐着那个总算计我、还一算计就一个准的老天爷，就没啥可压制着、掖着、绕着的，反正也绕不过人家。
因此，关于写作这件事儿，我更赞同庆山的观点：“不是需要契机，而是需要‘被选择’。”
确定“被选择”的感觉，是在它面前，人能掏心挖肺，彻底释放自己。在其他人和事面前，都不够彻底，不够不管不顾，不够透明。
写作与任何事一样，我从不觉得它更有价值或更有意义，它如今只是更惯着我、包容我、滋养我。“一个人，可以做艺术家，也可以锯木头，没有多大区别。”[1]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件事，能让一个人面对它时，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这就足够了。
没能成为年少时最想成为的那个人，这是很多人的现实，也是我的现实。可这一点也不糟糕，我甚至觉得，老天爷的“道”，本就如此。探索、寻觅、兜兜转转，然后无限接近自己、看清自己，透过自己看清天地，多有意思。
因学书而读蔡邕《笔论》，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散怀抱”与“任情恣性”，说尽了一切创作的初衷和意义，也说尽了能使一个人安定在一件事里，最根本的原因。写作于我，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凡创作者，大多更愿意聊天分与才情，那样会使人觉得作品更有灵气。而较少愿意赘述“努力”，那会显得很笨。
很遗憾，我不确定天分是否有惠及于我，我更有心得的，是多年来所下的一些笨功夫。
写出来，算是这些年在其中次第行进的梳理总结。也是回答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写作有没有好的方法？
“文本无法，文成而法立，而文不必依法作。”[2]
因此，先写过许多，再有对写的总结、领悟。这个因果不能颠倒。
“散怀抱”是创作的初衷、意义。这也仅就个体而言。
然而散怀抱，不是想散就能散。个中功夫，除了写作本身的累积，还在人对生活、生命、天地的体验与参悟。
它是第三层楼。
又要提钱锺书先生言，中国人流毒无穷的聪明，是总想不经过一、二层楼，就直接上第三层楼。
即便第三层楼，也有路径。相对直白的，西方有一本《写出我心》，大致在说怎么在写作中“散怀抱”。核心围绕着，“于写作最重要的，就是去写、写、写！”确实如此。
我仍在攀爬第一、二层楼。
凡事有例外，天才不用爬楼，但天才激情创作之后，想要继续保持天才的产出，也得老老实实爬楼。就像开悟，开一次管不了一辈子，还得老老实实走在下一次开悟的路上。
不把天才的方式安在自己身上。谦卑地把自己当一个蠢笨的人，所凭唯有一步一步向前走。
面前坐着谁？
文章分三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与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与很多人说话。
做过媒体的人，一般最擅长写与很多人说话的文章。这一类的水准，最好能篇篇如药石，需要广闻博识、强大的理智，需要头脑冷静。与一个人说话，需要动情入心、感觉锐敏，要知人心。自言自语，唯感情热烈者可以，否则容易无话可说。
因此，顾随总结，文人三个条件——冷静头脑、敏锐感觉、热烈情感。[3]
一个好的写作者，写哪一类应该是他的选择，不该是只能如此。
早年我写与很多人说话的文章，近几年，才多行至第二类，如读者所言，像一个朋友在絮絮而谈。如今，我迫切地想要多些自言自语，想要头脑中习惯存在的观众消失。
行文的追求，也从如“药石”到如“密友”，再到能“自语”。承载“自语”最适合的莫过于随笔和散文。
在白昼筹谋已定的种种规则笼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泊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思绪，那大半就是散文了。它的本色在于不是什么，就是说它从不停留，唯行走是其家园。[4]
随笔散文类写作者，看到这句多半能感同身受，表述极其到位。在行走中，无家可归的思绪得以尘埃落定，一颗热烈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顾随说无论弄文学还是艺术，皆须从六朝翻一个身，韵才长，格才高。又说，太平时文章，多叫嚣、夸大；六朝人文章静，一点叫嚣气没有。并且，六朝文采风流，而要于其中看出他的伤心来。[5]
《世说新语》有一则：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每读此则，都觉百感交集，酸涩得很。屡次之后，细看它为何令人触动。
就两点，格高而韵长。
韵长，主要在末尾一句“心丧终三年”，如手指离了琴弦，任其自行颤动，才有余音袅袅。其次，郗公一言未发，只一句动作描写“独往食，辙含饭两颊边”，再出来，便是“亡”了，韵多存于留白之中。
把所有间隙都写出来，了无韵致。行文不可言尽，机灵不可抖尽。
格高，即为一般世人不能为，所写能超出世人的“常识”。世人皆爱子女，为其计长远，郗公含食喂的不是亲子。世人以为寄人篱下将难得善待，于是郗公的不合常识就给人触动。
文的格，靠的是人的格，书画亦然，这是中国古典文艺伟大之处。西方文艺探究、表现人性之复杂、幽微，中国文艺表达人格对人性的胜利。
我们青年时都想要认清这个世界，想要尽力看清人性，当年岁渐长，体会过人性超出想象的复杂和阴暗，有一部分人，会渴望人格的光。
因此，我常想，中国古代文人是真愚吗？难道他们不知人性的复杂和不可靠？但他们仍要将伟大的人格写进家训，“祸害”子孙，用叔本华的话说，是对生物意志的反叛和超越。
因学书法，临颜真卿碑帖，读《颜真卿书法评传》，为他没得善终唏嘘。其祖颜之推著《颜氏家训》，有“诚臣殉主而弃亲”的明训，成为颜氏的家庭传统。颜真卿七十多岁时，作为四朝元老、皇亲国戚，本来可以高举远引，挂冠东去，得以善终。却因严循家训，明知出使李希烈叛营纯粹是权相卢杞的阴谋，一去必无归旋之日，仍要独赴国难，“计不旋踵，已无归意”。临死写家信，也只是嘱咐“严奉家庙，恤诸孤”。
今天我们可以轻易评判说这是愚忠，抛开道德观念的演变，我却觉这是一种业履之纯，是一个人的“格”，它超越了生物趋利避害、贪生怕死的本能意志，是人格对人性的胜利，并在他的艺术中被保存、流传下来。
胡适小时候念的第一部书，是他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开头就是：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最后又言：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无所尤怨。
我甚至觉得，这比颜氏家训更令人动容。不是世家，不是望族，个体不完全需要为了家族名望牺牲，只是平平常常一对父子，在父亲写给儿子人生开蒙的第一课，既盼他能率其性，又嘱他“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接纳人性，同时追求人格。
尽管我只会告诉女儿“遇到危险，能跑先跑”，再长大些，恐怕也不太能教导她“家国有恙，以命相抗”“义之所在，身可以殉”，可这些还是会感动我，正因为我舍不得，做不到。
但这些触动都影响了我对自己为文的期许，还是要有“格”。
除了韵与格，文章还需有声色。
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有几句：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短短几句，有月、笳、风、哀，对应着人的眼、耳、感、情，因而动人。
李陵《答苏武书》：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
只写“声”，初听是风吹草叶的沙沙声，再细听，声音一层层荡开，笳声、马嘶声、马群奔跑声，由近至远，随着塞外风号，荡至遥远的空茫。
陌生的空茫，饱含人类可共情的普遍的孤寂，才有接下来的：
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有了前面一层层声响的烘托，此处便顺理成章，很易感受到作者泪下的悲凉心境。
读前人文章，要读出好在哪里。
日本作家小泉八云《论读书》言：
大文章要速读，得其气势；小文章要细读，得其滋味。读后要合上书，想我们所得之印象。
“印象”是声色，是节奏，是感受，唯独不是评价。
读懂他人文章的好，才知自己文章怎么算好。才不会自鸣得意，不会停步不前。
承载文章韵与格、声与色的，无论何时，首先是能写得明白。古人说“白受采”，好比素白的绢帛才易染上色彩，就文章来说，白，指行文条达通畅，清楚明白，不假装饰。
能“白”，最基本，最重要，其实也最不容易，说的是心手相应。心有所思、所想、所感，甚至只是漂浮不定的些微意绪、一掠而过的灵光，都能精准地捕捉到并表达出来。
还未能“白”时，最好不要奢谈文采，因底子都不牢靠。
凡学习，都该“取法乎上”，无论何种领域，从最经典里学习，从老师的老师处学习，从自己能涉猎到的最顶端去学习，这叫取法乎上。
以中文作文，也要取法乎上，读我们古人文章，寻到这门语言最上乘、最精到的文本，去读，去看，去参悟。
文章能够清顺通畅，然后始可求顿挫。如学书，先能平正，后才谈得上追险绝。
孙过庭《书谱》中言：“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一篇文章也是，大篇幅流利，如水流；关节处顿挫，如山立。如此，文中便有山河。
读归震川《项脊轩志》，末尾一句最令人感慨：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