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见到他，我艰难地回想后，确定是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的某一天。
他坐在咖啡馆那张固定的椅子里。
他每次都坐那里，两面墙围合的角落，一张四人桌。深灰色的夹克上衣，拉链没有拉合。
我坐在那张椅子体验过，有安全感，还能留意到所有进进出出的人。
他向来只点一杯热美式。
他兜里总装着糖。
他总是一个人，脸上没有落寞，也没有欢喜。
每次来喝咖啡，都会顺便工作，待半个下午。天色由热烈转为暗淡时，他起身离开。
我恰好见过的每一次，他都会把桌面拾掇干净，把空咖啡杯送至吧台。
偶尔几次，是我接过，杯底一小圈褐色水渍，我喜欢多看一眼，像看一杯饮尽的土耳其咖啡，杯底留下的渍迹，被用来占卜命运。
他总是送我们糖果，每次几颗，糖纸上是密密的日文。
听说他和曾在大理种地的六比较熟，也是，在大理常住的日本人，硬数也数得过来。
记忆里掏了半天，只想起这么多。
哦对，他叫酒井先生。
就有一次，他出门下台阶，缓缓往坡上走。那身影，一时让我想到，以后有一天我住在异国他乡的某个小镇，每天的光阴大概也这么过。最好住处附近就有咖啡馆，在咖啡馆里最好能晒到太阳，慢慢地喝一杯，看会儿书写点东西，黄昏的时候离开。
这种桥段，我能构思好久。等半夜了默默写进小说，永远不想发表的那种。
回过神，出门往坡上看，他的身影已经变成模糊的小点。
二〇二〇年一月底，全国都在隔离的时候，有一天，咖啡馆另一位常驻朋友在微信上问，谁能联系上酒井先生？
他俩同住一个小区，朋友说，散步时碰到过他两次，都没戴口罩，想着是不是一个外国老人买不到口罩，想着联系上了，给他送去几个。
平常在咖啡馆，我妹常用日语跟他简单聊几句。她给他发微信，过去好久，也没收到回音。
辗转联系上一个日文群，是他在大理免费教日语的微信群，才知道群友也找了他好久。直到有一个人从领事馆得到消息。
十二月的不知哪一天，他在家中离世，糖尿病并发症，离开时一个人。
领事馆联系他在日本的亲戚，无妻小，无亲友，后来好歹找到一个妹妹，飞来大理料理了后事。
兜里总揣着糖的酒井先生，患糖尿病很多年。想起一位医生说，糖尿病的心理成因，是长久地感受不到幸福。
他的一生，在我心里变成宣纸上大面积的留白，仅有的一点线索，犹如纸上远山的轮廓，寥寥几笔，却为留白赋予了许多信息。
又像在东野圭吾的小说里，一个人带着全部秘密消失，留下的丁点线索，有心人勾画出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
然而终究不在小说里，无论一生曾波澜壮阔，还是平淡无奇，都不会有人去一点点拼凑全貌了。
他给咖啡馆的客人们，留下了一半叹息，一半惊惧——十二月去世，那朋友于一月散步时，清清楚楚见到的那个人，又是谁？
大理的十二月，他住的那个小区，玉兰花开得极繁盛，干干净净的枝条上，一簇簇大朵大朵的花，从淡灰色树皮，到粉紫、嫩黄的花瓣，不经一片绿色过渡，像是把一大杯春天，直接倾倒进冬天。
他离开那天，不知有没有再看一眼窗外的玉兰花，不知有没有打算像往常一样，下午出门，去喝一杯咖啡，也不知那一天，他有没有剥开糖纸，再细细品尝一次熟悉的甜。
这样的画面，连着几天在我脑中演来演去，无法停止。
谈不上悲伤，连唏嘘也所剩无几，好像只余我最熟悉的那种，漫山遍野的空寂。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每年总要收到几则死亡的消息，亲戚、友人。你不知道哪一眼，就是同他的最后一眼。
又觉得这或许是自然的仁慈之处，听惯、见惯，等有一天，临之泰然。
死亡像樱花凋谢时，纷纷扬扬，盘旋落下的一片花瓣，风和阳光对此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