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捧着一个烤地瓜，站在厨房吧台看出去，冬樱花开了，玉兰树也出苞了，一个人在家，周围安静得，像站在整个世界的背后；身后的客厅，刚打扫过，整洁得没人烟似的。
上一次她来我家，孩子们一起玩儿。她躺在玻璃房的榻榻米上，看天上的云，随意聊起以前的事，叹息，好舒服啊。
她给我看手机里他们结婚前的照片，她先生斯文得像个小提琴家。如今褪尽书生气，成了一个地道的农场主。
我问，谁追的谁呀？
她笑：“当然是我追他啦！他以前看很多书，还会写诗，后来开客栈，什么活儿都会干，我很崇拜他的。”
“那怎么追到的？”
“我以前学习不好，老跟人打架那种，他大概看上我勤快吧，做饭好吃。”
正聊着，旁边的小奶娃哭了，她坐起来喂奶，脸上还留着回忆时的幸福神色。
她让我无法归类。如果如她所说，她只是一个勤快的、接地气的重庆女人；可我见到的她，会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学习，提升自己，上亲子沟通课，去学古筝，带孩子看童话剧。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她有一种发自天然的先进，手头活儿再多，也要亲力亲为地带孩子。她要开火锅店，在重庆的妈妈心疼她辛苦，让她把孩子放在重庆帮她带，被她拒绝，“孩子还是要亲自带”，平静又笃定，不是纠结之后痛下决心的拒绝。
再多的育儿理论，都不如全然陪着孩子的妈妈，发自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活得真实，不被头脑里纷飞的杂念干扰，尊重自己作为妈妈的感受，这是我在她身上学到的。
德波顿说，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那点悲伤是世间的最悲伤，这源于人们普遍把自己的事更当回事。
我以为这很具有普遍性，可是看到她，所遇的难题更难，她却似乎并没这样的自觉。她不沉醉于自己的悲伤，我想是因为她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
前几周，为了筹备火锅店，她带着两个孩子回重庆，在一家老火锅店打工学习，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
再回来时，在幼儿园门口碰见，她涂着酒红色的指甲油，戴一顶黑色贝雷帽，穿一条灰色的哈伦裤，像个学艺术的女大学生，与她即将拥有的火锅店老板娘的身份颇不相称。
我说，回趟大城市，变化好大啊你。
她笑：“我生娃之前就是这样的呢。”
只要让我缓过口气来，我就要美美的啊。
一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遭遇举重若轻，就不会落入顾影自怜的境地，能量由此产生。反之亦然，往往有能量的人才能做到举重若轻，两者互为因果。
我家咖啡馆与她的火锅店相距百米，这条街上的店，一间间多起来，店主们，每个都不一样，又都自在坚定地做着自己，投入真实的手艺和生活中。
李宗盛唱，“我只见过那合久的分了，却没见过分久的合”。不知为何，每当我站在咖啡馆门口左右张望，脑子里都会想起这样一句。
在大理的人，心里都不同程度地清楚，只是在这儿安放一段人生，未来会待多久，谁说得准。
我只想明白一桩，知道终究会分的这些合，那么合时，便尽情欢聚。时光与遭遇，剧情从不假你我之手书写，每个人都在承受中扑腾着，只是有些人脸上挂着笑，更多成年人脸上挂着失望。
哲学家塞内加说过一句：“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看着她，想到这一句，觉得再不能这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