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在大理的生活，在这三个维度上，拥有了极大的可能性。
拿我对自己生活的观察来说，女儿可算成长在一个自由、多元和多样化的教育社区，社区主流的理念是奋力推动人的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通俗地说，就是接纳孩子的生长节奏，而不是追求可以设置的规训结果。真正发自内心赞同这种教育的父母，也更倾向于挖掘自己的自然禀赋，以期获得重新生长。
然后，在“正义”的维度上较少面对激烈的挣扎，这有赖于“去体制化”。
《肖申克的救赎》中那段经典的台词：“刚入地狱的时候，你痛恨它；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发现已经不得不依靠它生存了，这就是体制化。”
大理的外来人，去体制化是个共同特征。
他们试图“成为自己”，而非“成为别人”。他们尊重内心的舒适，而非外在的成就，尽管许多人看似无所事事，时常看起来也挺迷茫，但至少，如福柯言：“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而是拒绝我们是谁。”
拒绝自己成为谁，只这一点，就常使我感动。
咖啡馆门前的斑驳光影里，总窝着烤太阳的人，没什么表情，半天也不挪动，像在沉思，而或者只是发呆。很少费心去想，我要成为谁。
他们时常让我想起瓦尔登湖边的梭罗，也如此这般，在自己门前一坐数小时，什么也不做，还振振有词：
有时候，我可不愿牺牲当下的如花时光去劳作，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作。我喜欢在人生中留出优裕时间。有时候，在夏日的清晨，像往常一样洗澡沐浴之后，我坐在自家门前，阳光灿烂，我从旭日东升直坐到太阳当顶，在一片松树和山核桃树及漆树中，在远离尘嚣的孤寂和宁静中，沉思冥想。
我在这冥想时光中成长，就像玉米在夜间拔节，此中快意远胜过双手劳作带来的任何成就。我的生命时光并没白白浪费，我反而从中得到了提高和升华。我意识到了东方哲人所说的沉思和抛弃劳作究竟意义何在。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一生中或早或晚的某个时刻，意识到自己所需要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意识到一生无休止的劳作，多么像忧郁的叔本华极其同情的鼹鼠们：
坚持不懈地用它巨大的铲状脚爪挖洞就是它们毕生的事业；周围是永远的长夜，它们的眼睛生来就是为了避光……它们受苦受难、毫无乐趣的一生到底获得了什么？生活的苦难和操心与得到的好处完全不相称。
人啊人，比那长夜中的鼹鼠，又好出多少呢？
命运如果稍有不同，在于除了生物本能，我们还被本不需要的、由社会附加的、被文化驱使的冠冕堂皇的欲望所控制，一生营营役役，却与美好人生背道而驰。
人一旦关心心灵，则必爱自由。唯其在自由中，心灵才能生长。我不能断言在大理的人们一定关心心灵，但我很确定，他们必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