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最早的催眠就是，先（毫无理由地）给出一个规则，“我是思考的主体”，然后让人把注意力放在证明“思考”是不是在了，当证明了思考在，就得到了“我在”的结论。实际上，“我是思考的主体”吗？为什么“思考”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主体？
但不管怎么说，人们相信这种逻辑。
首先，人会按对这个“我”的看法，给出一些我如何如何的说法。“我”有感觉，“我”能行动，“我”和别人不同，别人能看到“我”……
然后，就产生了种种证明“我”存在的方式，“我感觉故我在”“我行动故我在”“我与众不同故我在”“别人看到我故我在”……
生与死，为什么成为一个存在主题？让我们看看“生”和“死”的最基本的差别，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海滩上看到躺着一个人，怎么判断这个人是活人还是死人呢？首先，我们会看“他会不会动”，一般来说会动就是活人。如果看了一会儿没发现他在动，就戳他一下，看他有没有反应。因为我们认为活人是有感觉的，感到我们戳他就会有反应——因此，我们的判断标准是“他能行动故他在”“他有感觉故他在”。生，就是能行动，有感觉，被看到等，因此生就能证明“我”在，而死了就没有了行动力，没有了感觉，也就没有办法证明他还有“我”在了，虽然被看到尸体但也不被看作是一个有“我”的主体了。
爱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存在主题，因为我们认为“我”是爱的主体，“我爱”。爱着的人是感觉到爱的。“我感觉故我在”，所以爱是“我存在”的证据。另外，“被爱”是被看到，是被别人当作一个有“我”的存在，因此也是“我”在的证据。
选择为什么是一个存在主题，因为我们认为“我是选择的主体”“我选择故我在”。为什么创造也是一个存在主题，因为我们认为“我是创造的主体”。因此，“我创造故我在”。
所有这些能证明“我”在的事情，就成为存在主题。所有这些给我们带来了“我”存在的证明，就加强了“存在感”。
什么是“意义”？一个事物能有助于证明“我”在，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
人最基本的“成瘾”，就是对“我”的瘾，人最不舍得放弃的，就是“我”的存在。人为什么要不断寻求存在感，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不断地相信“我”在。要戒断这个瘾比死还难受，因为死之所以难受，只不过是因为死一般来说会减弱我们的存在感或者威胁到我们的存在感。如果有的人发现肉体死亡后，依旧可以有办法获得存在感，这些人就不会觉得死有多么难受（比如烈士发现肉体为国牺牲后，“我”的名字和事迹会千古传颂，他就不会太害怕死亡）。
第三节 六步循环圈的第一圈开启
证明“我”在的开始，就是六步循环圈的第一次开启。
最基本的焦虑，就是担心发现“我”不存在所带来的焦虑。之所以有此担心，是因为对“无我”真相的恐惧。这个焦虑是所有情绪的最初源头，也是所有焦虑的最初源头。
而为了缓解这个焦虑，人最初的欲望，就是希望证明“我在”。
最基本的策略，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最基本的“催眠”，设定“我”是什么样子的，会带来什么结果，然后证明这个结果是存在的，最后用“我×故我在”的理由，证明“我在”。
人这样做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明确地用这个句子，大多数时候也没有用语言来表达这个句子，而仅仅是在心中按照这个句子的逻辑来获取存在感。
按照策略去获得存在感，这就是最初的“行动”。但在第一圈中，未必都是以我们狭义的行动的方式。因为“我行动故我在”，固然就需要以行动获得存在感。而如果策略是“我感觉故我在”的话，那这个人只要感觉发生在身上的一切，就已经可以有存在感了。静静地躺着看风景，听音乐或者窗外的鸟鸣，感受风吹过脸颊……这就足以给他带来存在感了，并不需要他去做任何智力或体力的运动。这里的“行动”，所做的广义的行动就是“感觉”。因为感觉时，眼睛在接受光线，视觉神经传导信号到大脑，大脑中的视觉神经元被激活，这些就是广义的行动。
在第一圈的检验首先是用以证明“我在”的（广义的）行动发生了没有。“我行动故我在”为策略，就检验“行动”发生了没有？“我感觉故我在”，就检验“有没有感觉”？“我选择故我在”，就检验选择了没有——因为选择什么都不要紧，所以第一圈里的选择没有正确或者错误之分，也没有为了达到什么目标而选择，也没有选择的标准。第一圈中的选择，就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这就是哲学家所说的“自由意志”。“我创造故我在”，第一圈的创造也没有利弊的区别，只要创造就好了。而且这里的创造也不需要条件：“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在第一圈检验这样的（广义的）行动是不是实现了策略，只要行动发生了，策略就必定被实现了。既然“我思故我在”，而我思考了，当然就得到了“我存在”的存在感。
在第一圈检验策略是不是满足了欲望，也是必定满足了欲望，因为欲望就是获得存在感。
在第一圈检验欲望的满足是不是缓解了焦虑，也是必定缓解了焦虑，因为有了存在感，所以对“我不存在”的担心当然在这个时刻就得到了一定的消解。
于是在第一圈“我×故我在”的信念，在诠释过程中得到了强化。
第四节 失去乐园
如果证明“我”存在的工作比较顺利，人就有存在感，有意义感，就感到幸福。
但是现实中，这个工作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比如，我们用“我行动故我在”的方式来获得“我”的“存在感”，于是就需要行动。
做什么行动都不要紧，只要行动着就行。
这种行动不需要有别的什么目标，因为只要行动了，就实现了其作用，证明我在的作用。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中用沙子盖城堡，这个城堡不需要用来住人，盖好的城堡再弄塌也没有关系，因为小孩子的快乐来自这个过程。行动了，证明了我在，有意义了，就快乐了。
但是，“我×故我在”被证实的时刻，也同时带来了这样的感觉：“如果我不能×，那就不能证明我在”。当然在逻辑上，“我×故我在”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我不在”，因为一种证明方式失效，还可以用另一种证明代替。但是，即使我们用另一种方式代替了，那另一种方式也同样可能失效。比如一个人原来是长跑运动员，他在跑步中得到了人生的意义感——“我跑故我在”。后来他不幸遭遇车祸，绝对不可能跑步了，于是他不仅仅是不能跑步而已，他的人生意义都被剥夺了。他会非常痛苦，因为他没有存在感了。但如果他后来找到了某种新的方式，比如通过写作来获得存在感，那他还可以继续感到“我在”。但是，他也会意识到，这种写作也不是安全的，因为他有可能遇到新的灾难，使得他没有办法写作——也许他会生病而丧失写作能力。因此，不安全感就会产生。
对以行动的方式来证明“我在”的人来说，行动一旦停止，存在感也就会随之失去，“我”的证明就会随时被威胁，这个“乐园”就有破灭的危险。
也就是说，你无法保证“我”能够持续存在，也许你有些时候能让“我在”（也是骗来的），但不能因而确定“我一直在”。
用其他的方法来获得存在感，也都一样会遇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一直在”是难以得到的。“我在”的乐园随时面临崩塌的危险。
我们可不可以一直行动而不停止呢？不可能。别的不说，首先人是必死的。而我们活着的时候，所进行的所有活动，到我们一死就必须要停止，因此死了就会失去存在感。死亡之所以令人畏惧，就是这个原因。死亡，让我们所有追求存在感的活动就被迫停止，死亡让我们必须面对“无我”的现实。
因此只要想到自己会死，人的所有存在感、意义感和它们所带来的幸福感就都是不踏实的。除非一个人不知道死亡，否则这种不安全感就是无从避免的。
在我们意识到“我没有办法一直在”之后，不安全感出现，随之会有多种消极的情绪或感受。其中最大的情绪，是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人类几乎所有的恐怖故事，都无非是害怕死亡，从这些恐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多么怕死。另外，还会有一种非常根本的抑郁，一种存在性的抑郁，这种抑郁是因为“不管你是什么人，生活得多么好，但是最终还是一场空。任何美好的东西都不能永存”。《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抑郁，就是这种存在性抑郁。而不是一般人所以为的，因为小性子而抑郁，因为寄人篱下的感觉而抑郁等。林黛玉听到“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而大为感伤，正是因为林黛玉的抑郁是在如此深的层面。也可能有人不是抑郁，而是一种发愁，“我该怎么办呢”。这种存在性的“愁”，就是李白经常说的“千古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