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作者因《左传》记楚人谓乳“榖”,谓虎“於菟”,遂断定作者曾游楚国，谓作者若未到楚，何以知之。按审如是，则作《方言》之杨雄必曾环游全国乎?
(丙)卫君谓“《左传》记晋(字数)占第一，是《左传》为晋国作品”,又谓“按《国语》虽记晋为第一……《晋语》系取材于《左传》的，是从《左传》抄录来的，不是自己搜集来的史料，故《国语》不适用此例”。然则卫君何以知《左传》所据必为“自己搜来的史料”,而非从他书抄录而来?即为自己搜来之史料，亦何以知其不“抄录”他书，而独能“适用此例”耶?既不能证明《左传》不袭用他书之文，则不能据其中一二方言，以断定作者之所在地。
(丁)卫君在一二六页断定作者所在地为晋，在一二九页则谓“今《左传》于获麟后卫为最详，可知著者所在地在(仍原文)卫了。前既证明著者的所在地在(仍原文)晋，既在晋当不能又在卫，二者必有一为所在地，一为籍贯”。卫君自以为可以解释其矛盾，而不知实愈弄愈混沌。前证明二者皆为所在地，后忽言二者有一非“所在地”,其自相矛盾一也。既以全部记载之详略为标准，断定所在地为晋，又以获麟以后记载之详略为标准，断定所在地为卫，其自相矛盾二也。以吾人观之，记载之详略，原因甚众，资料留存之多寡一也，重大情事之多寡二也，作者之兴趣三也，偶然之机会(作者出于无心)四也。所在地虽亦为其原因之一，然不能执详略之差以断定其所在地，理极明也。就所在地影响于记载之详细而论，则当时代愈近而愈甚，因愈近则文籍及闻见愈多也。穷卫君理论之逻辑的限度，则所在地当在卫而不在晋，而卫君后来考定所在地乃在卫而不在晋，是自相矛盾三也。
此三处自相矛盾所指示者，为(1)吾人不能以《左传》全部叙述最详之国为著者所在地；(2)吾人更不能谓获麟以后叙述最详之国为著者所在之本籍。换言之，即卫君统计之结果，不能证作者本籍为卫，所在国为晋而已。
又卫君以《左传》有两处称卫故君为先君，因断定作者为卫人，此实预断一未曾证明之前提，即作者此等处非沿袭旧史，未经修改也。况卫君以此两处称先君为作者口气，皆由误解。其一，隐四年云：“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此“先君”从州吁之观点而言，指州吁之父，“先君之怨”指隐三年郑伐卫也。若从《左传》作者之观点而作此言，则作者当是与卫州吁同时人，即隐公初年人。
此岂可能之事乎?其二，僖公三十年，“周、冶杀元咀及子适、子仪，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将命”。此“先君”乃就周歇及冶廑之观点而言。若为《左传》作者之先君，则作者当与周、冶同时而为僖公末年人。此又岂可能之事耶?
二、关于子夏之特长与环境者
(甲)卫君因《孟子》言北宫黝似子夏，而北宫黝善养勇，因断定子夏为军事学家。按有勇不必即为精通兵法之军事学家。
(乙)其言子夏长于《易》,凡所引据皆出汉以后书，不宜置信。(丙)谓“季氏在鲁专权很久，子夏为莒父宰，与季氏当然有关，故在《左传》中袒于季氏有五六处之多”。此尤荒妄不通之极。孔子为鲁司寇，正当季氏专权之时，亦与季氏有关，然则遂可断定孔子袒季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