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上两方面观察之结果，卫君之论已根本动摇。以下证子夏传授《春秋》及撰《春秋传》,其所据资料无一出司马迁以前者。夫使子夏果传《春秋》而撰传，此何等大事，何司马迁以前悠悠数百年之载籍凡言及《春秋》者，竟无片言及之?致司马迁传稽群籍终不能得其丝毫消息耶?即此反证而论，卫君之说已不易成立矣。
今进而观本书之第二“最精彩部分”,即《国语》作期之考定。卫君考定《国语》作期，其用七种方法，其中有五种方法皆不适用，至若适用之当否，更无足论矣。
(甲)比较明显法。卫君仿珂罗倔论《左传真伪考》之方法，将《国语》与《左传》比较，其记事文语略同，而《国语》视《左传》为详明者，则为《国语》采《左传》之证。按卫君之地位与珂罗倔论不同。《史记》明言采《左氏春秋》及《国语》,故其文语与《左》《国》同而比较明显者，可断定为采自《左》《国》。而《国语》则未尝言采《左传》,其契合或由于与《左传》同采一书也。
(乙)记载异同法。以《国语》各国记事与《左传》比较，其有与《左传》相违者，断定其不采《左传》。此证极是，惟其中与《左传》相同者，不能为采《左传》之证。
(丙)布局异同法。卫君所谓布局有二：(1)据事之结果以论行为之得失；(2)引名人评论，或以“君子曰”评论作结。卫君统计《国语》诸篇用此等方法次数之百分比例不同，因断定诸篇之作者各为一人。此法绝不适用。因上述种种布局之应用与否，不全系于作者之嗜好(不尽有personal equation),如事之结果不如理想所期，则不能据以论得失。某事无名人评论之言，则无当征引。某事无特别意义，则不必赘以“君子曰”之尾。无论如何，即一作者之书内，其用一种“布局”法，在各部分之“次数”(frequency)亦无必同之理。盖必假定作者为极笨拙，其文笔本来极单调而且通统计学，然后能为此论也。(丁)文体异同法。卫君所谓文体，包对偶、排韵、散文，卫君因《国语》各篇中用此诸体之“次数”不同，断定其各出一手。此论之谬，不必远征，即如卫君之任师，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之文，一篇之中，时而排，时而散，时而骈，时而骚，时而歌，卫君将执此断定其不出一手乎?又况一书中之各篇乎?要之，(1)作者之书中，其各篇不必全用一种文体；(2)各篇用各种“文体”之“次数”,不必且不能相同。
(戊)逞显本能(按当云特长)法。卫君所谓“本能”,指礼(制)及军事。因各篇记此等事之次数之百分之比例不同，断定其“必非一人作品”。此法之谬误，亦由于忽视客观的成分。因某事与礼制无关，则无从扯上礼制；某事与军旅无关，则无从扯上军事。例如，卫君虽长于统计，使卫君作情书，亦将用统计乎?吾能因其中无统计表，遂断定其与《古史研究》必不出一手乎?
至此，本书中之最精彩部分，吾人涉历已尽。谨书所见，以告来者。此外路旁亦有一二惹人注目之处，如以特长为“本能”(屡见上引),以归纳法为“提纲挈领，摘要录出”,而谓孔子作《春秋》用此法(四一页)之类，未易悉数。不禁令作者联想冯君序中，非如“一般世家子弟自幼便熏陶在学术空气中”之语。从此观点而论，“世家子弟”之“自幼便熏陶在学术空气中”或不无少补欤!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2期，192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