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朱建军—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的女儿。最近听爸爸说希望我来为这本书写个后记—这就是这段文字你能够读到的原因—于是乎我就开始写了。在此之前，爸爸还提出来一个要求：能不能把这本书的文案写成“著名心理学家朱建军给女儿的书”之类呢？我一开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为什么呢？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二”少女，我一向对这种标题嗤之以鼻。一般情况下，就算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也不会选择写一本教育的书然后把它送给他的女儿的。这就像是“直男”给女朋友送礼物，不送玫瑰花，而是写一本关于玫瑰花的书，然后把书送给女朋友一样。与其送一本这样的书，倒不如看看这本书，用实际的行动去告诉我们。与其送本关于玫瑰花的书，我更希望给我那朵玫瑰花。
再者，“著名心理学家”是个遥远的称呼。对我，对每个孩子而言，没有什么著名心理学家，没有什么著名什么家，只有“爸爸”和“妈妈”。著名的什么什么这个称谓唯一改变的是，有时当我爸爸和我聊起天来，我一问“谁说的？”爸爸就会说，“哈！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朱建军说的！”从而巧妙地赢得这场辩论。
我作为一个正受着教育的孩子，还是很难总结什么关于教育的理论的。说到我擅长的诗歌、写作，这些几年前出现的成果，我已经不想展示了，然而大人们还是期待着我的展示。这就牵引出一点教育的理论—不小心还是说了—一个人是会变的。但是嘛，我的爸爸，这个写了一本教育书的人，还会在我十三岁时担心我晚上从几乎靠近小区五百米的餐厅走出来会迷路，或者被坏人抓走；还会在我纠结于理科文科的时候，告诉我如果太难就放弃好了。而那时，实际上，我最想听到的答案是：“都学！咱们本科选个哲学，研究生再选个物理，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好了。”其实我不喜欢别人，任何人，在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谈“放弃”。
在教育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我爸爸是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没有犯什么错，也或许只是作为教授的惯性，让我偶尔觉得我们之间的代沟不仅仅是一条银河。也或许是我作为他的“熊孩子”，正处在所谓叛逆的青春期，就是死活看父母不顺眼的年纪。我爸爸作为我的爸爸的那一面，确切地说，应该是紧张和焦虑得好像不知道作为一个爸爸应该做些什么。他有时对很多事有明确的看法，很耐心和很包容（没见过几次他生气）。有时又要我教他怎么陪我玩，但是玩着玩着，又会让我有些无语：经常是我们一起去马场，我用三个小时骑完马，打理马，收拾马房，而爸爸在沙发上瘫倒三个小时；回来时，我精力充沛，爸爸的脑袋摇摇欲坠。
爸爸是个很有知识的人，他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很多书，比如说这本。但是他对我而言，还是那个几乎每个“中二”少女都会有所体验的，令人无奈又可爱的爸爸。
再再者就是，不要妄想在读完这本书之后，马上就变成教育专家，和家里的熊孩子打成一片，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家庭教育。就算是爸爸那么厉害的专家，也有被我各种嫌弃的时候呀。最重要的一直都是实践，实践，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不然脑袋里什么都明白了，可是什么都不去付诸行动，只能说是白读了一本书。
作为一个在人类社会生物链最高层，也最底层的孩子而言，我或许现身说法，还是懂一些教育的。或者说，我目睹了好多教育的失败和成功。对于很多公立学校体制中的学生来讲，他们关注的主要教育问题还是“自由”“考试”。从我看到并理解的角度来说，有一部分学生成了典型的学霸人物；有一部分在默默地反对考试的制度，感到人生十二年用来应付考试只为了考上好大学，是个很奇葩的学习方式；有一部分头疼于怎么让自己成绩提高，怎么和自己、和父母，以及在自己和学校中找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