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麦肯齐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一种循环。在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生产技艺条件下，一个城市社区可以在规模和结构上发展起来，直至其人口与该经济基础相适应为止。城市人口与其资源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会一直维持到一种新因素的出现，比如更为先进的新工业。不管是哪种因素影响了城市的平衡，城市内部都会出现新的调节循环运动，其方式可能是积极的，即城市再次得到发展和扩张，比如欧洲文化型和经济集约型城市化模式；也可能是消极的，即产生收缩作用，使城市不得不移出一部分人口，重新调节到更适度的基础上来，如美国中西部散落型城市化模式。这样都可以使城市再一次达到平衡的状态。关键就在于分析这种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因素”，从而选择一种适合本国城市化发展的理念。
（一）中国城市化速度过快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620美元，城市化率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42.5%；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50.8%；中国城市化水平对世界标准模型的偏差在12至21个百分点之间。因此为赶上世界城市化发展水平，1978年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就必然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1993年10月，建设部等6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打破城乡壁垒，加快发展城市化。而这一系列政策的引入就直接导致了从1987年至2004年间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的急剧增加。
2000—2005年各大城市人口数量（万人）变化表
的确，这种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这种过快的速度背离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设置了阻碍。前期的增长不可避免的引起了现在的诸多问题，正如上文所述。
（二）中国城市化着重发展大城市
这种理念的支持者有“大城市成本论”者和“城市天堂论”者。前者认为大城市投资成本低，回报率高，今后我国投资重点应是大中城市，而中小城市投资成本高，回报低，不是发展的重点；后者则夸大城市的积极影响，认为城市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天堂，农民进城就能富，建城等于为农民建炉灶，农民只要有城市炉灶，步入小康社会就不用愁。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从1978年至2000年，中国小城镇由2176个增加到20312个，城市数量由190个增加到663个，其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93个，其数量非常可观。而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大城市发展论，已经有了“拉美畸形”的色彩，以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孟买、德里（旧德里）等为代表，其基本特征可用“三个畸形”并存概括：
其一，畸形先进与畸形落后并存。这些超大城市，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产业、高档住宅和相应的现代化设施；同时存在着原始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缺少最基本公共设施的贫民居住区、被边缘化到城乡结合部的大量贫民窟。
其二，畸形富裕与畸形贫困并存。大企业家、银行家、高级职员等收入丰厚，可谓腰缠万贯；而生活贫困特别是生活在贫民窟内的居民，几乎是一贫如洗，相当多的贫民不得不以乞讨为生。
其三，畸形文明与畸形愚昧并存。拉美国家的人口城市化是贫富高度两极分化的城市化，目前10%的富人占到总收入的60%以上，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0%以上，其中60%以上居住在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中。这就形成了城市中大量无业和失业的人口群体，城市失业率超过10%，为全球各洲之冠。拉美国家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反而成为整个城乡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家财政的累赘，社会发展的障碍。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还没有完全走上“拉美畸形”的道路，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但是，从中国城市化产生的社会问题来看，其发展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再继续这种盲目、无序的发展必然会重蹈拉美的覆辙，这从上文提及的社会问题分析中也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