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卡尔·波兰尼认为“嵌入性”是指人类经济嵌入非经济的制度之中，这些制度的表现不单纯是经济的，经济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马克·格拉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于社会结构：论嵌入性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行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和“社会化过度”（over—socialized）两种有失偏颇的观点。经济学的分析大多持“社会化不足”的观点，认为个体行动者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完全按照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行事，这种“社会化不足”的经济人作为“没有品格的人”不具备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性格特征；而社会学的分析大多持“社会化过度”的观点，认为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总是受到来自社会结构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以至于行动者只是按照社会业已确定的规则去追求经济利益，这种“社会化过度”的行动者不能在合乎规范和偏离规范的行动之间及不同的可选规范之间进行基于利益的权衡。格拉诺维特指出，“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化过度”看似对立，但二者实际上都对个体持有一种原子化的观点，即二者都认为个体的行动不受社会真实情形（realsocialsituation）的影响。因此，格拉诺维特提出“嵌入性”概念的目的就是要把握个体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互动关系的真实情况，一方面，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是在社会结构的约束下进行的，从而与“社会化过度”的观点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个体行动者尽管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但行动者仍有理性选择的能力，从而与“社会化不足”的观点区分开来。
“嵌入性”可以理解为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结构的约束下进行理性选择的一种行动过程。现实中的社会行动者都是处于社会生活之中的。行动者之间会发生各种社会关系，没有行动者能够像“原子”一样外在于社会而孤立地存在着。行动者的“理性”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建构起来的。理性与社会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阿玛蒂亚·森就提出了“社会理性”的问题，认为理性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成分，个人身份受到所属群体的影响；丹尼尔·贝尔指出，理性的概念与社会价值相关，而且总是文化地形成的；阿瑟·L·斯丁奇科姆认为，理性的基本特质就是它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一个个人的现象。
人们的理性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一方面，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会呈现出独特的方向，表现出特殊的行动方式；另一方面，理性行动只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社会行动者虽然受到社会结构的规范、制约乃至建构，但行动者并未因此而丧失自由的意志，它仍然是有理性选择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