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的是，工程作为人类创造人工物的一种实践活动，显然是一种理性行动。既然理性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那么，工程也就必然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
从“嵌入性”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工程活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无法脱离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方面，工程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的约束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具体的工程活动尽管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但这些工程活动对一定的社会结构又会产生反作用，能够建构一定的社会结构。吉登斯认为结构指的是一种各种关系脱离了时空所构成的虚拟秩序。只有在处于具体情景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正是通过这种活动，结构被再生产为根植在时空跨度中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吉登斯，1998：436）。吉登斯认为结构是一种循环反复地卷入社会系统再生产的规则与资源，结构作为记忆痕迹、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生物基础而存在，具体体现在行动之中。所以，社会结构内在于社会行动中，通过社会行动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是相互影响的，结构化是一个双重过程，规则和资源被用来组织跨时空的互动，并通过这种方式来生产或改变这些规则和资源。
在笔者看来，社会结构是社会行动者在互动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协调体系，社会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动关系系统（郑杭生、赵文龙，2003）。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行动者来说，一方面，社会结构是独立的，因为结构是反映社会行动者关系的范畴，或者说社会结构是外在于社会行动者的；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要受到既有的社会结构的制约，人们的互动行动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但是行动者毕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理性行动者，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根据形势需要，在具体的时空状态下，可以废除现有的规则，打破已有的规范结构，而创造、再生产出新的社会结构。
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活动方式的工程活动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任何一项工程都包括规划、设计、决策、建设、运行等多种环节，这就决定了工程活动同时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建构性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它的开展与实施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