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职业选择研究中，当前比较流行的研究模式是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角度来分析个人成就和个人资源在人们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Blau ＆ Duncan，1967；Featherman and Hauser，1978）。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现代化市场社会中，个人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等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源（具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已成为决定个人获得职业地位的重要因素。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Blau ＆ Ducan，1967）探讨了美国社会中个人“先赋性因素”（父亲教育水平和父亲职业地位）和 “后致性因素”（个人教育水平）对于个人职业获得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影响个人职业获得的主要是“后致性因素”，而“先赋性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小。也有学者在布劳——邓肯模型中加入新的变量，对其解释进行完善，但基本观点仍是强调教育等“人力资本”在职业获得中的作用。在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外貌条件、所学专业、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和学生干部等因素对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陈成文、谭日辉，2004；宛恬伊，2005）。倪志伟（Nee，1989）认为市场为直接生产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它很可能会通过更高的教育收益体现出来。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市场化将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就收入而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正在增长。也有研究分析了不同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中的不同部门或职业的回报（薪酬）（Bian and Logan，1996，刘精明，2006）。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理性的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可以使个体行动获得成功或者使个体的行动受益。即，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增强了行动的效果。就劳动就业领域而言，与就业有关的信息和机会不仅通过劳动力市场流动和传递，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传递。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信息流动，帮助个人获得就业信息和机会。因此在个人求职中不应该只重视“人力资本”的影响，还要重视“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这一假设，许多学者展开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对欧美国家的研究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职业地位（特别是父亲）与教育水平对子女的职业获得（首次工作或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Lin Nan, Ensel ＆ Vaughn，1981；Moerbeek, Ultee ＆ Flap，1995；Barbieri，1996）。对亚洲国家的研究表明，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选择（首次工作和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影响（Hsung Ray—May ＆ Sun，1988；Hsung Ray—May ＆ Hwang，1992； Bian ＆ Ang，1997）。特别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交往者”或“帮助者”的职业地位（工作单位的级别）和教育，通过强、弱关系对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Bian，1997）。同时家庭社会背景（父母的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子女就读院校、单位选择、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有差异性影响（文东茅，2005；郑洁，2004）。就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结合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决定性因素（陈海平，2005），同时社会网络的强度和跨度对收入影响作用显著，而人力资本质量不影响职业获得方式（郑晓涛，李旭旦等；2006）。
通过以上文献的综合分析，本研究认为家庭社会背景决定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这些资源将通过不同方式影响子女职业选择的过程和结果。即家庭背景影响人力资本的获得，人力资本对职业选择又具有影响作用；同时家庭网络资源即社会资本将直接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这些资源决定了人力资本的获取状况，主要表现在学历层次、就读学校类型、学业成绩和各种证书获得以及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等。社会资本是家庭和个体的社会资源总和，表现在父母职业、学历、家庭收入、拥有资源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等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表现在就业单位部门、职业地位及薪酬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