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1990）和贝克尔（Gary Becker，1987）的“人力资本”概念，本研究将大学生求职的“人力资本”界定为：存在于每一个体之中，通过投资开发所形成的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大学生人力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和自身努力来实现，受教育水平被当作衡量知识和技能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成为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资本。教育水平受到重视是因为教育状况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划分能力等级的标志和符号。教育状况（具体表现在受教育的程度，在学校所获得各种能力、资格证书，学习成绩和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工作实习经验等）在社会地位分化中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它可能成为传递潜在生产能力的信号，还包括一些见识、品味、社会关系网络等影响社会地位评价的信息，而有关这些信息，通过学校经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伦理本位”（梁漱溟，1949）为特征的“乡土社会”（费孝通，1947），即使在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今天，“新传统主义”、“庇护依赖关系网络”（Watson Andrew，1989）依然存在。强调个人以家庭、群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继承性。同时在家庭单位范畴内，社会资本表现为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等级划分，处于不同社会单位（位置）的个体，拥有不同数量的价值资源和相对权威，也意味着拥有不同存量和不同广度的社会资本。依据林南（Lin，2005）等人的“社会资本”概念，本研究将大学生求职的社会资本界定为：广泛存在于个人社会网络关系中，并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的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家庭背景）。在这个定义中，社会资本只是包含了个体的家庭背景，具体表现在家庭中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即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收入。在职业选择的过程中，社会资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对行动者的选择行为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到职业地位的获得状况。
既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高校大学生而言，两者在求职行为中具有怎样的作用将成为本研究的关心点。社会资源分布在家庭背景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父母所处的位置（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给予个人先赋资源。家庭背景初始位置越好，个体行动者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其求职意向越高；人力资本反映了重要的技能和知识指标，其人力资本越丰富，对自己的就业期望值越高。因此，我们认为，高校大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综合状况对其职业选择具有显著的作用。
根据人力资本信号理论，教育作为一种筛选装置，起着信号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普及模式下，大学文凭的信号作用减弱，市场选择机制将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与工作层次两者相匹配，同时市场选择过程驱动求职者人力资本存量的流向。所以大学生将就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和所在地区作为判断人力资本的“梯度”流向，这一职业选择的形成充当了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信号功能。这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在就业市场中越可能占有优势，相应获取的职业报酬也越高。同时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行动者处于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多更高价值的资源。而对于不同的单位级别，拥有不同数量的价值资源和相对权威，也就意味着拥有不同存量和不同广度的社会资本。所以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充裕，其单位和地区选择的价值意愿就越高。根据以上理论推理，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人力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越充裕，越倾向于资源较高的单位就业。
假设2：人力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越充裕，越倾向于在沿海开放地区就业。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及个人对高等教育投资最终面临的是择业，而毕业期望月薪就直接预示着家庭联合生产模型对教育投资回报的期望值。同时教育作为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重要“场域”，使得家庭的文化资本得以控制、积累和传承，因此，大学生在择业上会尽力保持和自己生活“场域”相一致，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对自己相应的期望值越高，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人力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越充裕，其毕业期望月薪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