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市搬迁背后的城市化因素
兰州大学社会学系 陈文江 周亚平
摘要：本文通过对玉门市搬迁事件背后城市化因素的分析，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已经发展到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地步。在政绩合法性的模式之下，“城市化”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同时也开始陷入了政绩合法性困境的怪圈之中。这种唯发展主义的单边导向城市化建设衍生了一系列的严峻社会问题，对这种模式做出清醒的认识和保持高度的警觉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关键词：政绩合法性 意识形态 城市化
“为发展而发展”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激情或欲望，却没有人看出这种唯发展主义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
right——爱德华·艾比（EdwardAbbey）
1976年，随着中国的卡理玛斯领袖的逝去，标志着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而随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意味着中国在国家的层面选择并确立了政绩合法性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开始了追求亨廷顿称之为“政绩合法性”的过程：以人民大众对政府产出的满意程度来证明、强化政治体统的合法性，亦即以取得推动经济发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数的实际政策绩效，形成了所谓的“政绩合法性”。
由于改革开放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社会带来的丰富物质成果，政绩合法性模式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康晓光认为，1978年以来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是通过经济建设带来的经济绩效，即政绩来体现的。经济绩效给执政党带来了“特定支持”，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魅力不再，而法理的合法性资源也不很充足的情况下，政绩的获得对于执政党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然而，经济绩效的维持并不是人为可左右的，以政绩为支撑的合法性基础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时效性。进入90年代后期，“政绩”观开始出现亨廷顿所说的“政绩合法性困境”，即经济快速发展受到诸多因素限制，但也面临着“政绩困局”的潜在威胁。一旦执政者的政绩水平降低，那就不仅会威胁他们执政的合法性，也会威胁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政绩合法性建设模式的效果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失业率的上升，社会公平问题的突显，等等，一切可能的因素都将影响政绩的实现。而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权合法性建设就会开始出现收益递减的效益，政绩合法性困境势必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
政绩是需要靠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完成的，中央政府除了在宏观政策上制造出一种激励的制度和氛围之外，更需要地方政府将发展的战略规划变成实际业绩和GDP指标，这样一来，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都肩负着“战略性的任务”，需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制定政绩目标，并追求超计划完成任务。当“现代化建设”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并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之后，“城市化建设”就开始成为地方政府谋求实现“政绩”的十分有效的发展之路，成为政绩合法性模式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但是，当“政绩合法性”模式开始呈现出收益递减的征兆时，城市化建设就有可能不只是作为目标，而是作为达成政绩的手段。这种行为在中国地方政府运行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成为深深嵌入于地方政治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化行为。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在“政绩”思想的主导下，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仅仅是围绕政绩展开的，这种“唯政绩观”的结果势必会导致一种新形式的“合法性危机”。
本文选择玉门市搬迁事件背后的城市化因素来分析这一发展模式的危机和困境，其中着重呈现城市化因素在玉门市政府搬迁决策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在搬迁决策过程中为什么会放弃科学论证的方案，而选择缺乏科学依据的方案。以此透视唯发展主义背景下，城市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其完成政绩的软预算约束手段对公众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对这种发展模式做出清醒的认识和保持警觉性的反思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