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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门迁市:城市化建设激励下的政绩观(1 / 3)

玉门市地处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性城市之一。自1936年发现石油起,玉门就被作为中国重要的石油资源基地而受到中央政府的格外关注。20世纪50年代,玉门油田被建成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中国绝大多数的油田都是以玉门油田的人力、物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999年玉门市政府决策将政府所在地搬迁到距离老市区以西90公里以外的玉门镇,并将老市区定名为“老君庙镇”(第一口油井所在地地名),而玉门石油管理局随后也决策将局机关和生活基地迁至老市区以东70公里的酒泉市。这个事件再次将玉门置身于多方关注的焦点之中。媒体将玉门的形象描绘成一个“资源型城市”的受害者——城市的搬迁实属于资源枯竭后的无奈之举;政府把玉门迁市的原因解释为高原病、资源灾害、传染病和生活困难;玉门石油管理局解释为自己寻求新的生活基地;而民间则传言着另一种说法:玉门“迁市”是它上级政府酒泉市同嘉峪关市竞争的一种策略。

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两年多时间的田野考察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为争取生存空间、实现政绩目标所做的特殊努力,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同现行制度、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展开的权利博弈关系的完整图景。

长期以来,玉门的政治生态呈现了一种特殊的局面,这就是玉门市政府自己常讲的“小政府——大企业”格局。1961年,由于历经了三年大饥荒,国家开始调整、整顿、提高社会管理方针,国务院决议将玉门市由地级市降格为县级市,玉门石油管理局仍旧为地级单位。像很多资源型城市一样,地处老君庙的玉门市也是先有企业(玉门油田管理局),后有政府(玉门市)的。一般来讲,城市的建设一般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但是像玉门市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建设是由企业来承担,仅仅在甘肃,就有白银、嘉峪关、金昌、玉门等资源型城市属于这种情况。所不同的是,除了玉门这个始建于1936年的石油城市是县级市之外,其他城市的行政级别都是省辖的地级市。在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意味着财政税收的相对独立(计划单列),而作为县级市的玉门必须将财税缴上级城市酒泉。这样一来,玉门这个资源型城市的政府就成了两头受气的“小媳妇”:一方面,它要受到上级城市的节制,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同辖区内企业玉门石油局的交往中低头。在很多时候,尽管玉门市对玉门管理局是一种抱怨的心理,但他们又不得不仰仗玉门石油管理局,尤其依靠他们财大气粗的优势,建设城市,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进玉门市政府官员晋升的可能性。

咱们和管理局在一块啊,整个是人家说了算,城市是人家的,市区马路是人家的,水和电是人家的。你(玉门石油管理局)到酒泉去,酒泉把水和电给控制住了。现在我们这水电都是人家(玉门石油管理局)的,你和人家打官司你也说不上话,人家直接靠的是省上的领导,好多问题,比如环保费,按道理应该交给地方,人家交给酒泉。再一个,咱们这个水电啊,都是人家石油管理局的,玉门是县级市,人家是地级的。两者之间争权夺利,这个领导啊,什么事情你都要有制约才能办好,你想一些大企业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家就把你制约了,水电人家的,水力公司啊,电力公司啊,你要制约它,这样他们两个关系才可以融洽,你光靠这个和平谈判是不行的。为什么我们和石油管理局协商人家不愿理你,一个人家财大气粗,再一个,一有矛盾人家就直接和省上领导沟通去了,人家是纳税大户。(SHY,2005)

上世纪80年代石油产量连续下降,石油管理局开始缩减在玉门的公共投入,原来基本上由玉门石油管理局承担的市政建设也逐步停滞。2000年,管理局“祁连宾馆”的竣工标志着管理局在玉门市的建设画上了句号。石油局停止对玉门市的建设,就像医院停止对病人输血,玉门的市容显得破败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办公大楼的选址问题直接成为玉门市政府搬迁的导火索。

原来的市政府办公楼是苏联专家设计的,比较早。几十年了,玉门那几年也闹地震,所以说就是要重建,重建不能建在原址上,考虑到要选址,选了好多地方,有些地方不适应,有些地方不是你的是石油局里的,有几块地方咱们选了,和局里面不好协调,咱们和局里面协调不通。当时那个楼计划是综合楼,要1000多万,当时为办公楼的选址,决策可能有几个月吧,最终是选在哪都不合适,老市区实在没地方了,当时咱们城市发展空间啊就到那个地步了,你政府盖办公大楼的地方都没有,今后城市发展肯定就要受到限制。更为致命的是石油管理局停止对玉门市的市政建设,这就意味着玉门的城市拓展与发展将会停滞下来。(HH,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