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作为现代化和现代性本身的结果，其根源何在？贝克认为，“在十九世纪和今天，被大多数人作为灾难经受的后果，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相联系的。在两个时代中，我们关心的都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剧烈的和威胁的干预。它们的出现是与生产力、市场整合以及财产和权力关系的发展的确切阶段相联系的。每次，都会有不同的物质后果——19世纪是物质的贫困化、贫穷、饥饿和拥挤；今天是生活的自然基础的威胁和破坏”。显然，风险社会的根源不在现代社会外部，而在现代社会内部，与现代社会并生，与现代社会共存。具体地讲，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发生和发展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与人（社会）的关系（“市场整合”、“财产关系”、“权力关系”）之中。
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在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之中。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与历史并不是对立的，把两者对立起来是旧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他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被这个领域划出去，而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第二，如果把人与自然同人与人（社会）的关系进行比较，那么，人与人（社会）的关系比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根本，更加重要。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与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是“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按照这种思维和历史逻辑，风险社会的根源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考察，进而得出两个基本结论。所谓两个视角，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视角，二是人与人（社会）的关系视角。所谓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社会”的社会风险是人与人（社会）关系不和谐造成的。其二，“自然的”社会风险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不和谐造成的。确实，不仅社会生活中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恐怖主义等显然是人与人（社会）关系问题造成的，而且生态危机、环境问题等，就其根本原因而言，实际上也是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不和谐带来的后果。就中国风险社会而言，进入风险社会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转型不断推进，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
第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进而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不断累积。其一，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必然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重点发展战略，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不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对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现代化达到一定阶段，特别是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阶段，这种不平衡战略的负面效应便日益凸显：国家、社会、人和自然层面或者同一层面内部部分受益而其他部分受损的局面将越来越严重，社会的发展因而不是一种和谐均衡的发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片面的、不平衡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最具现代性特征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相结合，更加导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剧。在经济层面，出现了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情况，一些地方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社会层面，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割加剧，一些地方或领域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在精神层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暴露出来，出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就使不同社会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不平衡，并且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也不平衡，由此加剧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利益分化加剧。在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利益分化明显加剧，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或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受益程度出现很大差别，原有的利益结构、利益主体和利益类型也发生显著变化：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独立性、从利益稳定性到利益多变性。英国学者拉尔夫·达尔道夫（Ralf Dahrendorf）的研究表明，“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这种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