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导致成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缺失。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与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密切相关。借鉴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发现，社会进入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后，必然伴随社会风险的增长。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当今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s）认为，风险概念标志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生存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转移。处在历史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贝克和吉登斯所说的“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两种现象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中国在社会转型的同时，还面临着制度转轨，因而缺乏成熟、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这更加剧了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贫富悬殊加剧、腐败问题严重、市场秩序混乱等，并对构建和谐社会构成严峻挑战。
第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利益裂变的压力。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既获得了利益，又面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利益裂变的强大压力。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并且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处于明显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处于不利地位。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深刻分化并充满激烈斗争的过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远不像整个星球都体会到的那样是一个日趋一致的过程。”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世界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压力，相应的也就增加了中国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与生态风险。“现时代人类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世界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显然，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风险社会的过程。
从哲学视角考察，风险是现代社会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自然技术和工程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风险是广泛存在的，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内在本性。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风险社会”或“社会风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它折射着一个“崭新”时代，因此，需要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