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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社会”呼唤“社会工程”(1 / 2)

风险社会既然是当下社会的真实存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时代表征,是人们深入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视角,那么把“风险社会”本身纳入哲学问题域,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思考,选择“社会工程”这一新的哲学范式作为理论工具而讨论之,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如果一种重大的社会历史转折时期一种新的时代已经生成,哲学家找不到人类所面临和遭遇的新问题和新主题以及反思这些新问题、新主题的哲学范式,那么哲学必然会成为一种落伍的“独白”,进而走向“寂寞”。在风险社会早已来临的背景下,哲学关注的焦点应当从外在的物质、自在的自然、客观规律性、给定的实在、超验的实体、普遍的真理转向人、实践、主体性、交往、价值、文化等,特别是环绕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全球化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开辟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如工程哲学,特别是社会工程哲学,并且在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社会工程”范畴,恰恰是风险社会时代精神需求的“凝结”,是“人”、“实践”、“主体性”、“社会交往”、“社会价值”,特别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等重大问题的高度概括。所谓社会工程,就是社会主体以社会理论为基础,社会理论为中介,适应、改造、调整社会关系建构社会体制的实践过程。这一概念是近代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的社会理性高度自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命、生态中,社会工程不仅具有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价值。

从认识论视角分析,“社会工程”是完全可能的。“社会工程”是一个比“社会实践”的内涵更丰富、更具体、更可设计的哲学概念。它的提出及其哲学思考标志着风险社会存在的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向。由于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模式风靡世界,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甚至文化必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诚然,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一切存在、物质的、精神的和生物的,即一切都被数量化了,一切变得可测度、可计算、可交换、可创造、可复制了。如今不论在西方、东方、中东、非洲、拉美,全世界各地区,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只要与工业化、现代化和科技化相联系,一切都已经纳入了量化和计算之列。生命行为的质量已经被数量所取代,甚至生命形式本身都列入了自然科学技术的范畴。与工业化、现代化通过科技数量化客观存在的后果几乎一致,通过自然技术对人类生活进行简单化处理,特别是通过现代通讯和影视技术,把人类生活变成了可以复制、可以演示、可以逆转、可以组合的机械事物。生命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消失了,一切的一切都纳入了千篇一律的统一形式当中。一切精神价值的等级体系和宗教式的纯粹理想都难以确立和维持,终极的、绝对的道德和信仰修养变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空泛理论。与其相联系,社会科学,如统计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也让我们相信社会是可以设计、规划、“计算”和“制造”的,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活的神秘性消失了。从古代、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根本的哲学转向。这种转向结束了“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历史,开启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新境界。从此“实践”的范畴告别了仅限于认识论范畴的历史命运获得了本体论意蕴的新生。但发人深省的是在“实践”范畴的讨论中,人们虽然反复强调的是感性的实践,可是讨论的却是实践的主客观性质及其构成要素,而与实践的历史内涵、现实内涵、社会内涵、文化内涵等相去甚远,进而使本来被马克思高扬的实践思维又回到理论思维,而改变世界的哲学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长进。

从本体论视角分析,“社会工程”是比“实践”更丰富的。新世纪以来工程哲学的创立,把“实践”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哲学领域主张用工程思维发展实践思维,丰富理论思维,这无疑是哲学研究的一大进步。然而在许多哲学家和工程师的视野中,工程就是自然工程,就是“三峡工程”或者是“南水北调”工程,而社会体制改革工程,构建和谐社会工程等诸如此类的社会工程只是一种比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这种狭义的工程观、片面的工程观使刚刚破土而出的工程哲学的哲学价值大打折扣。因而社会工程哲学研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实现了哲学研究的又一转向。这一转向强调人们调整社会关系、建构社会体制需要工程思维,需要工程设计,需要工程规划,需要工程评估,把只能需要理论思维把握的各种社会关系纳入可以“改造”、可以“生产”、可以“制造”的工程哲学逻辑框架,真正体现了社会规律,即人们的活动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命题。特别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如何应对社会风险,避免或减少社会震荡,关键是实施好社会工程,或者把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消解、社会体制的改革与重建当作社会工程来设计、来规划、来实施。为消解风险社会的风险,需要实施“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工程、“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工程、“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工程等等。如果把这些重大社会工程都按照“工程”的规律去规划、设计和施工,那么每一项具体的社会工程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