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论视角分析，“社会工程”在消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风险社会（世界）时代，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经济总量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储备情况，政府的合法性与凝聚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变得日益重要”。针对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神龛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他认为，“这些仅仅是中国社会风险的次要部分，它的主要部分我认为是信任风险。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得以维系都需要有不可或缺的两种关系：一是法律关系，二是伦理的信任关系。这两种关系不仅是市场经济存在的灵魂，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和保障”。这些社会因素，这些人的关系的因素，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调整这些社会关系中社会工程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这些矛盾和问题，或者说这些社会风险仅仅依靠“自然工程”是难以消解的。只有以调整人与人（社会）关系为目标的社会工程的精心规划、设计和实施，才有可能理顺这些复杂的“人的关系”，才能化解社会工程的风险。
总之，哲学并不是一种给定的、静止的、抽象的、封闭的理论体系或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套用的逻辑公式，而是内在于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种生生不息的理性反思。因而，哲学的问题领域及其研究范式也应当是与时俱进的。风险社会时代，哲学应当由长期以来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对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关注，由对抽象的“物质”的关注，转向对具体的“实践”的关注，由对“一般意义上的实践”的关注，转向对“工程”，特别是对“社会工程”的关注，“在思辨终目的地方”开启对现实社会生活——风险社会的哲学反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2][3][4][5][6][8][9][13]〔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6、19、21、22、15、58、2页。
[7]热罗姆·班德（Jerome Binde）主编：《开启21世纪的钥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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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7月版。
[12]拉尔夫·达尔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4]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15]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自然终结”并不是说自然环境消失了，而是说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不受人类干预和影响的已经寥寥无几，人类很大程度上凌驾于自然之上。“传统终结”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在传统社会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都受到传统的严格约束，人必须循规蹈矩地生活，听天由命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人所受传统的束缚很少。他们认为，这两种变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重要原因。
[16]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7]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8]〔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9]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载《西方学术前沿研究报告》（2005—200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1页。
[20]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载《西方学术前沿研究报告》（2005—200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