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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媒歧视——传媒在利益表达渠道中的缺位(1 / 3)

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认为,一个具体的政府过程,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环节: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其中利益表达是第一阶段,是政府决策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制度化渠道。信息通过这种渠道由基层群众向政府逐级传递,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信访制度等;另一类是社会大众化渠道,即通过大众媒介来表达。这是在公民社会中公众利益表达的主要渠道,它标志着社会民主化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陕西东韩村是陕西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该村具备以下一些特征:

(1)农村经济发展程度高。

2005年该村年人均收入超过3800元(东韩村新农村建设汇报材料),而陕西省2004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1866.5元。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按比例依次是:外出务工,传统农业,个体服务业。在东韩村,绝大多数农民在村办企业或村庄周围合资企业中工作,单纯依靠传统农业生产为生的农户很少。另有37.1%的农户从事个体经营,其中主要从事“农家乐”旅游接待。

(2)大众传播媒介普及率高。

被调查对象家庭电视机拥有率为100%,有线电视网络拥有率100%,拥有收音机的家庭占85.3%,订阅报纸的家庭占18.8%,订阅两份以上报纸的家庭占6.3%,拥有杂志或书籍的占26.2%,拥有电脑和网络的占7.2%。

(3)政治文化氛围较为民主。

该村的党支部书记曾经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村两委领导班子健全,并且通过村务公开赋予群众知情权。91.3%的调查对象对村务公开措施表示肯定。村民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健全,包括村委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

经过调查发现,在传播学意义上,该村的农民即使摆脱了经济权利的贫困,仍然只能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媒介的信息,无法通过大众媒介这一社会大众化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电视、广播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在电视没有普及之前,农民最主要的获取信息渠道是架在村头大树上的“大喇叭”和各家的“话匣子”;其次是村委会召集群众开会;再次是农村社区的意见领袖,这些人一般是村中文化程度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富裕程度较高、活动范围较大、人际关系较好的村中能人。他们经常给乡村带来新的信息。调查中发现,这些人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当电视普及之后,看电视和听广播成为村民的主要信息渠道。调查显示,村民对电视和广播的接触率分别为92.5%和59.3%。91.3%的调查对象认为看电视是获得信息的首选渠道,42.3%的对象认为听广播是第二渠道,有11.3%的对象认为村委会召集群众开会是第三渠道。有77.5%的人每天都看电视。

由于该村部分农户发展“农家乐”接待服务,这些农户都订阅报纸或购买书籍杂志,主要是为了给客人阅读。因此阅读报纸、杂志或书籍的情况与订阅报纸或购买杂志书籍的情况有较大差别。

在受访农户中,有5户家庭已经安装了电脑和宽带网络。其中两户是通过网络从事“农民画”销售,其他是为了子女教育。在调查对象中,有4.3%的人曾经通过上网获得信息,这部分人群的年龄集中在20—23岁,主要通过网吧接触网络信息。

调查显示,东韩村媒介接触呈现“电视——广播——报纸”的序列模式,对大众媒介各种形式的接触率来看,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由以政府组织传播为主向以大众媒介接触为主转变。在摆脱了长期因技术落后和地域限制导致的信息贫瘠状态之后,农民越来越重视来自大众媒介的信息。

(二)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逐渐形成

一个群体形成群体意志,标志着它的主体意识开始走向成熟。有了主体化的利益表达意识,各个群体就会对自己的利益要求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会更加自觉地通过利益表达渠道主动地影响公共政策,追求合理的利益要求,并且采取正当的手段维护合理的利益要求。

过去的农村,信息较为封闭,信息传播渠道单一,农民的生活可以用躬耕黄土、不问世事来形容。随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大众媒介的普及,农民越来越关心来自大众媒介的信息。除了娱乐、文艺节目,农民也对新闻类节目逐渐产生兴趣。对于新闻类节目,调查显示选择“喜欢”的占79.3%,选择“不喜欢”的占5.6%,选择“无所谓”的占13.1%。在农民喜欢的新闻节目中,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实话实说、陕西新闻联播、今日说法。以深入调查和反映群众问题为特点的焦点访谈节目深受受访对象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