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学者对风险的解读已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而是把视野扩展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把风险置于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对当代社会的公共安全危机作出有效的回应。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有三种不同的视角，因而也有三种不同的应对策略。
1.社会学的视角
风险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危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风险。风险至少是伴随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但风险社会则是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属于贝克所说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现代化进展的逻辑是理性的，是可控的；而自反现代化的逻辑是非理性的，必然脱离人类的掌握，导致无法预知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化自身逻辑的发展是现代化的自我危害。因而，“贝克和吉登斯建议用一套更具有反思性的、更民主的制度去处理这些副作用和不断产生的新风险”。
以对现代性知识原则的反省为基础，贝克倡导对风险社会进行原则性的知识拯救。我国有学者将“原则拯救”、“理论建构”与“全球亚政治”概括为贝克应对风险社会的三个具体举措。贝克指出，“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实现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有机融合，是克服当代社会风险的原则指导。在主体作为上，建构以“社会理性拥护者”为基础的全球“亚政治”，即“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贝克认为，现有的所谓民主政治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深刻文化霸权、深层伪民主。以社会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社会知识行动者”的普遍联合，以削弱以工具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科学知识行动者”力量，从而实现对全球风险社会的真正知识应对。
2.风险的人类学文化理论视角
斯科特·拉什等人用风险文化的思想来解释风险社会的概念，提出了与贝克不同的解释。他沿着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风险与文化》的思路指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人们之所以感觉风险多了，是因为他们认知程度提高了。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三类风险：即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拉什认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或者说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变化，为风险文化的上升趋势构筑了基础。不确定的和已经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承认的风险相比，显得更普遍。
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社会总是与制度联系在一起，风险文化却总是处在反制度性的社会中，与不重要的边缘形式相联系。这是因为风险社会概念预先假定了一个确定的等级秩序和制度定式。这种秩序和定式承认风险的传播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因而人们可以运用制度性的和规范性的治理手段对各种风险予以控制。因此，拉什等人主张运用风险文化取代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文化的预先假定是一个需要自然调节的不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的传播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人们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来控制风险和治理社会。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文化“将不再是基于对其他人未预料后果的反应，而主要是承担自身造成的风险的责任”。
3.风险研究的管理学视角
在经济管理理论领域，过去的所谓风险管理，就是通过社会控制，使风险最小化，在各种风险选择中，选择最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风险。也就是说，人们普遍把风险看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客观现象。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风险管理理应是一个技术性的程序，像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可以通过目的和手段的理性计算来进行，通过采用简单的、逻辑的步骤序列就可以去识别并管理风险。但在现代风险社会里，风险的性质正在发生转变：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愈加突出；而建立在“理性行动者范式”基础上的风险管理技术，已难以控制新型的社会风险。“总体来看，以往对风险的研究是按照理性主义的途径进行的，它的推论基础是建立在专家的科学测量以及计算是最精确的这一基本预设之上”。
风险社会理论使风险管理的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确定性”、“高风险扰动”成为频繁出现的风险管理的新概念，人们用一套新的概念体系来分析新型社会风险，以应对群体、组织、社会政策和社会运动的挑战。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正逐步成为一种新的技术手段。表面看这是对过去“理性行动范式”的反思，但实际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新理性行动范式”。“许多现代风险问题中利益非常大、不确定性很强。这样，我们需要一种新科学来提供可信而有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