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这两种评价中，前一种固然十分重要，后一种的重要性却略胜一筹。因为，我们知道人和神不同，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也许会犯错误。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靠人数，毕竟多数人都同时犯错误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所以，如果少数人批评我，我可以不大在意，“十夫所指”是关系小于“千夫所指”的；但是多数人也会犯错，所以另一个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就是，靠时间，我也许会希望当时大家虽然错误地指责我，但是时间过去后，事情会慢慢清楚，而历史会还我清白。这也就是中国人重视历史的原因。
三
按照儒家的设计，历史恰恰可以起到某种规范约束作用，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对一些人给予褒奖，对另外一些人物给以批判，就可以使当代人知道什么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典范，什么行为是不好的，什么样的人会受到后世千千万万人唾骂。秦桧跪像被后世千千万万人“唾”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儒家相信这个方法会很有用，所以孔子一生没有写作，却编著了一本历史书《春秋》。而且儒家相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怕什么呢？孔子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危害，只是通过权威性的、有影响力的历史评论，使“乱臣贼子”的身后名受到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实际上孔子利用了人的一种“社会学习”能力，当人看到别人的某个行为受到了褒奖，则自己也就会倾向于学习这个行为；看到别人的行为受到了批判，自己也就倾向于避免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把孔子作《春秋》的行为简化来看，实际上就如同一个儿童对另一个儿童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好样的；如果你那样做，你就是乌龟王八蛋。”只不过孔子把“好人”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汇，如“忠臣烈士”、“仁人志士”、“正人君子”等，把“乌龟王八蛋”也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如“乱臣贼子”、“衣冠禽兽”、“无耻之徒”等。我这样说并无丝毫贬低孔子的意思，实际上我们人类自我约束能力很差，而社会中的人没有自我约束又不行，所以必须发明出一些办法，而所有的高级方法，说穿了也都是小孩子用的某种方法的改进而已。用给好坏“命名”的方法来约束人的行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两千年来在中国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积极作用。我认为今天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修当代史，以及重新解释古代史，来给今天的人传达一种良好的伦理规范。柏杨先生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重新解释了《资治通鉴》，并且在书中直呼皇帝名字，比如不说“汉武帝”如何，而说“刘彻”如何如何，这样就削弱了中国人对帝王的盲目崇拜。更不要说，柏杨通过直接臧否人物，对古代的人物给出了全新的，在我看来也是更好的解读。
但是，凡方法都有局限，而这个局限性也会逐渐明显，最后使得其效果越来越小。用记载历史的方式来约束人，也有一些局限性存在。
我们怎么保证历史不被扭曲？这就是一个问题。
林肯说过：“你可以骗多数人于一时，你可以骗一个人于永远，但是你不能骗所有人于永远。”按照这样的说法，历史是公正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林肯的话，有些人就会试图骗所有人于永远，而且至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为此，这些人可以“收买”、“威胁”史官或者其他写历史的人。有时，他们也会获得一定成功。正是因为这一点，帝王在历史书上的形象就比他们真实的形象要好，有时也许会好很多倍。鲁迅先生发现了一点，如果某个王朝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它的皇帝大多能得到较好的描述，而短命王朝的皇帝多被写得比较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者史家记录资料时，老皇帝的子孙还在位，因此他不敢把老皇帝写得太坏。而短命王朝已经破灭了，写它们的皇帝时自然可以比较放得开。
再举两个例子，赵匡胤是通过较和平的政变，从后周手里夺来了帝位，因此，宋代对后周的记载就比较友好。清代是异族统治，不容易被民众接受，所以他们就必然用极为严酷的文字狱打击所有怀念明代的文人，毁掉一些历史资料，并努力抹黑明代，从而证明他们取代明代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影响至今还在，印象中明代成为了最坏的时代，而清代好像好得多。但是实际上，比较朱元璋杀数万官员（而且有些是贪官），那到处屠城、杀无辜百姓几十万，比南京大屠杀元凶还邪恶的恶魔多尔衮，却在电视剧中被当作多情的正面人物，同时政治黑暗、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却被说成是“康乾盛世”。（当然，所有古代专制王朝包括明代，本质上都是强盗政府，而且明代也的确有很多恶政。我只是说，未必明代的恶性程度比较其他朝代会多那么多。）因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专制统治者的威逼利诱之下，历史可以被扭曲相当长的时间。真实历史资料可以被掩盖销毁，而虚假的伪历史也是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大家信以为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