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较早的时期，这种扭曲历史的情况相对来说不如后来那么严重。原因之一是，早期史官责任感很强，而君王的邪恶程度相对小一点。比如当年权臣崔杼借党羽的手杀死了齐庄公，齐国的史官在史书要写“崔杼弑其君”，结果被杀；史官的弟弟也是史官，他再次写“崔杼弑其君”被杀；他们的另一个弟弟还是坚持这样写，又被杀；最小的一个兄弟照旧也要这么写，崔杼终于手软，任由自己去被历史评说了。史官们为了历史的尊严而不惜牺牲生命，这样的历史是当权者也要畏惧三分的。
而到了后期，这样的史官即使存在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后代的帝王杀人并不会杀到手软，他们的态度是，“你几个兄弟都这样写，我就把你全家杀光；别人要这样写，我把别人也杀光；如果全城的人都敢这样写，我就把全城人杀光”。这样的淫威之下，胆子大的人真的会被杀光，而其他的人自然也就不敢为了一个纸上的记录赔上更多性命了。如明代朱棣篡位后，方孝孺坚持“燕王篡位”，而不肯为朱棣写即位诏书，竟然被杀十族八百余人。朱棣这样的杀人不手软，是早期的崔杼所不敢想象的。齐国史官就算和方孝孺一样骨鲠，也没有办法留下正确的历史记载了。
四
另一种失效的原因是，有些人看明白了之后，可以用一种无赖的态度说，“我就是做小人了，我就是坏了，我就是做桀纣了，我就是这样了，你随便骂什么，我不在乎了”。这样的人当然是更聪明，能看穿孔子的把戏，其结果就是失去任何约束，更放纵自己做一些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事情。
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这些人未必真的不在乎。在潜意识中，即使他们明白孔子的策略，也一样会在乎大家的评价，但是，如果他发现大家对他的某方面的评价肯定好不了了，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心态，“我就是这样了”，这个心态中实际上有对那些不接纳他的人的怨恨，并且必定会带来一些敌意的行为。古代一些暴君，变得越来越邪恶，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也渴望别人能够喜欢他们、表扬他们，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已经知道这不可能了，知道别人的奉承都是虚伪的，知道别人对他有仇恨，也想到自己死后也许会被说得很坏，所以对别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怨恨，所以才会更多地伤害别人，并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仇恨，形成了“不被认可——恨——伤害别人——更不被认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想一想，一个人希望被别人认可、喜爱和表扬这样一种愿望，在某些情况下竟然会导致他做出伤害别人、威胁别人、奴役别人等行为，不禁使我们对人性产生一种深深的感慨。而微观到一个村子一个单位的小历史，事情发生的样子也是大致一样的。
当然，历史并不会被完全掩盖，即使是以朱棣的残暴以及他销毁了很多历史资料，我们今天的人也许不知道某些细节，却依然知道朱棣十分残暴，而朱允炊至少是一个比较好的君王。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能为当时被处死的方孝孺以及他的兄弟的气节而感动。但是，指望几百年后历史才为冤屈者申冤，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承认，历史评论这个方式作为一种约束行为的手段，现在看来是有局限的，至少它不能约束那些掌握巨大权力的人和那些自暴自弃的人。
五
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方法的局限性。比如制约权力，就不能仅仅依靠“千古评说”这个方法。而应该配合使用民主制度，让“朱棣”拿“方孝孺”没有办法，“方孝孺”以及千千万万人的话才能对“朱棣”有压力，而且我们也不能指望仅仅靠这个方法让“朱棣”做好事，而应该在“朱棣”做坏事的时候用民主来制约他。
虽然在现代，这个方法的作用没有孔子认为的那么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方法，作为各种社会伦理推行的一个手段，作为推行良好文化价值的一个手段，教育人、帮助人的一个手段。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当代“士”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时刻对我们自己所说的历史，对周围人所说的历史有一个意识和警觉，随时清醒地看着历史陈述背后的价值取向和隐含的观念，从而使历史成为我们民族进步的一个动力。我们的“士”应当共同创造出一本体现着对中国文化最深入理解的、对中国前途有正确引导的——当代《春秋》。
当你做事时，想一想，后世的千千万万人会如何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