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某个时刻的某个选择，也许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
一个民族中的文化领袖的某个选择，也许会影响到这个民族两千年中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形态。
固然，我们会说，这个文化领袖的选择也不完全是偶然的，而会受到他当时所在的文化环境等因素影响；并且大家选择接受这个文化领袖的思想也不完全是偶然的，如果他的思想和大家潜在的需求相差太远，他的思想也只好湮没。但是，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要承认：一个文化领袖的作用，会在这个民族中起相当大的影响。
比如孔子。
孔子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是选择用“祖先”作为信仰的对象。
信仰，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是一切社会建构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古代社会，被信仰的对象都是神灵。而在现代社会，民主与科学也可以成为一种信仰。
孔子独特的选择是，把祖先作为信仰的对象，也就是说，把祖先放到了类似神灵的位置上，从而创立了不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伦理。
二
从心理学角度看，把祖先当作神灵去崇拜，会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基本作用上，崇拜祖先有和崇拜神灵一样的效果，那就是为道德伦理、社会制度等奠定了一个基础。西方人也许会说，我不能做坏事，因为上帝在看着我；而传统的中国人则说，我不能做坏事，那样会辱没我的祖先。
崇拜神灵，社会上就需要有一个祭司性质的组织和阶层，包括巫师、牧师等。而崇拜祖先则不需要这样的组织。每个人的祖先都是自己家的人，因此，我们不需要他人中介，只要在自己的家里放一个牌位，就可以和他们沟通。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像欧洲民族那样的，可以和王权相提并论的神权，没有出现像罗马教会这样的组织，也没有出现过欧洲那样的宗教战争。
但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一个不幸的后果，那就是王权“一枝独秀”了。如果古代中国有强有力的某种教会，则当皇帝的专制过于残暴的时候，教会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制约力量，或者民众有可能借助所谓“神”的意志作为反抗专制暴政的依据，而祖先是不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如果大家相信上帝，我们可以说皇帝的暴行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所以我们要一起反抗皇帝，这可以组织起大家来。但是如果我说，皇帝的暴行违背了我朱建军的祖先的意志，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反抗皇帝，这就不可能组织起人来，因为大家和我朱建军的祖先没有关系。
在这个方面，祖先崇拜仿佛是一个特殊的宗教，这个宗教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神。其他宗教中的神灵的形象，是一个全体教众共有的精神产物，而祖先则是各个家庭的私物。社会公共生活需要建立在“公器”基础上，而“祖先灵魂”不是公器而是私器。因此，祖先崇拜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小家族中虽然可以因此团结，但是整个社会却是孙文（中山）先生感叹过的“一盘散沙”。
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对中国文化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人们发现中国人有私德而缺少公德，发现中国人不适应公民社会，发现中国人不善于在团体中合作等。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都和“祖先崇拜取代神灵崇拜”有关。因为大家各属不同祖先，不是共同神灵的信徒，所以没有团体凝聚力，因此就会出现“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的奇特现象。
祖先崇拜还会有一个心理作用，那就是助长了一种复古和保守的倾向。因为崇拜的是祖先，所以必定需要美化祖先，进而美化祖先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这样，就很自然地导向了复古。复古则会高评古代，所以自然会带来保守的倾向。因此，儒家一向会“借古非今”。当初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给儒家人物的罪状就是借古非今。借古非今是借一种被信仰的古代文化来非议当代的文化。如果秦始皇当初要坑的是墨家，罪名就会是“借天非王”了，因为墨家的信仰不是“古”，而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