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有一个情节。维也纳入很喜欢音乐，因此聚会时总要演奏一些乐曲。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但幼年的他表现得很不喜欢这些演奏。很多人对此觉得诧异，为什么音乐世家的孩子居然不喜欢音乐。——而实际情况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非常喜欢音乐，因此，他不能忍受那些不好的演奏。
我的表现，会让一些人觉得我对佛家不是很热心，其实，我是佛家中的幼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些有文化的人的野狐禅。
听他们高谈阔论，引经据典，仿佛对佛家深有领悟，看他们时时表现出的高深莫测的表情，让人都怀疑这些人是否已经明心见性，悟道解脱了。但是，如果你能有机会和他们多一些日常交往，就会发现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也许不仅不超凡脱俗，有的连一般人的道德水准都不如，或者心胸比一般人都还狭隘。
我把他们都归到“野狐禅”中。
“野狐禅”一词，来源于一个著名的故事：百丈禅师说法的时候，有个老人对他说，“我不是人，是只野狐。我过去也是一个有名的僧人，但有一次，有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我回答说‘不落因果’，结果五百生都成为了野狐”。后来，百丈掸师纠正了他的错误认识，这个“老人”才得以从做野狐的命运中解脱出来。
因此野狐禅，就是代表对佛家观点的错误理解，按照这个故事所说，这样的错误带来的后果是来生变成野狐。后来，人们把那些看起来聪明，能够夸夸其谈，但是并非真实有境界的佛教徒也称为野狐禅。
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根本的思想虽然保持，但是具体表现的形式上却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而有了改变。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有两个，一是净土宗，另一个就是禅宗。禅宗的特点，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禅宗能在中国产生并繁盛，一个主要原因是道家的一些思想能为禅宗奠定基础。我们知道道家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道”的不可言说性。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国哲人自古习惯于通过类似直觉性的方法，来把握那些宇宙人心最深的真相，而不习惯于条分缕析，用复杂的逻辑和概念去近似地把握世界。道家固然也不能不有所言说，但是道家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言说只是启发我们领悟的手段，如同捕鱼用的“筌”，当我们捕到“真理和真相”的鱼了，就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鱼上而不是筌上。
印度佛教产生时，在表达方式上实际很常用严格的逻辑思维，因此有非常复杂的术语体系即所谓“名相”，和严格的逻辑即所谓“因明”。传入中国后，这种需要复杂逻辑思维去把握的佛教思想，中国人比较难于消化。玄奘法师，也就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辛辛苦苦西天取经后，在中国创立了法相宗或称唯识宗，但是这一宗的影响却并不够大，原因就是逻辑太复杂了。天资超人的玄奘法师固然能理解，但是对缺少逻辑思维习惯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这并非说中国人智力低，而是说中国人不喜欢用逻辑，中国人的智力是用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是用更直接的“悟”来了解真理和真相的。
因此，当达摩祖师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方式传佛法，刚好契合了中国人的思维。道家长久给中国人进行的训练起了作用，中国人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佛教——禅宗。
三
中国的禅宗大师们发明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方法，能够很好的激发学佛者，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效果显著。比如当头棒喝就是一个极有创造力的方法，对执着在名相中的求法者，得道高僧出奇不意的一声大喝，或者当头一棒，就能使求法者突然脱离执着，体会到佛法的真相。另外如赵州和尚的公案：有人问什么是佛？赵州给出一个毫无关系的回答，“吃茶去”或“庭前柏树子”等。一时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悟道高僧、大成就者。
以心理学视角去看这些方法，这都是用于打破思维定势和惯性的策略性的方法。人的思维有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我们的一个观念会引发另一个观念，导致一种连续不断的观念的链条。特殊情况下，这个观念的链条有可能变成一个环，使人反反复复地想同一个事情，那就形成了一种“强迫思维”的症状。比如回忆一下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首歌的旋律在你脑海中不停地唱，到了结尾就又转到开头，你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这就有些类似强迫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