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中有一个小技巧，可以使一个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那就是让他写一个自己的“简史”，用一百来字的篇幅，写自己一生的故事。由于字数极为有限，人们就必须写最重要的事情，从而能够从细微末节的小事中摆脱，看到自己一生的主线。
我也想用这个方法来写中国文化的源流，于是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道家为其本，败坏后为权术；儒家、法家影响最大，儒家败坏后成为精神枷锁，法家更成为专制帮凶；墨家在侠中有留存；阴阳五行和医结合，亦和儒结合成为谶纬，和道家结合为道教；名家衰落，农家、兵家为实用；纵横家和法家合流；佛家与中国的道家结合为禅宗，与儒家结合为新儒家，俗化为民间宗教；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还未完全确定。
这样简单的总结，对我自己来说，是很清楚了，它能给我一条中国文化源流的清晰主线。但是，这样简单的总结，对交流来说是不够的。我必须有更详细的表达，才能使读者朋友们接受和理解。
实际上本书就是对这段话的详细的表达，所有本书中议论的事情，提出的具体观点，都不出这段话的范围。每一篇文章，都是在这条百转千回的文化之河上，选取一个点或者一个区域，照下的一张照片。而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相册，能够按照顺序确定这些照片应有的位置。
我下面的总结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册。
本书目标，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梳理中国文化思想，条分缕析在中国文化成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特点的影响等。探询中国文化精华，以使我们的文化复兴有所凭借，并指出其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流弊，从而扬弃之。
但是，中国文化思想是一个极大的题目，有关文献汗牛充栋，任何一个话题要展开讨论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在下实在是不可能做到那样全面。因此，我只能满足于挂一漏万，只选取一些我个人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希望能够借助这些片断的分析，从心理的角度，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化思想的粗略轮廓来，并用明白的语言去表达，从而让有兴趣的朋友，能够从中激发一点点思考。
道家是中国文化之本
所谓道家是中国文化之本，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描述，不是说各家都是实际从道家分出来的支派，而是说，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大都不出道家的范围。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儒家和法家，都可以看作是道家思想具体化或者扭曲化之后的产物。这也许是因为道家的思想深度最深，而广度也最大。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家是讲道和德的，儒家是讲仁、义和礼的，而礼之下就是法。所以根据老子的观点，道家、儒家和法家是逐级向下的关系，而法在礼之下，在道家看来是已经“乱”了。
如果说这个说法出自道家之口，自己一派总会高抬自己，所以不足为凭，那么我们还有儒家的说法。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曾经对比过“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大同之世是天下为公、任性自然。小康之世是天下为家，是兴立人文、创设制度、谋用是作。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大同之世正是道家的理想，而小康之世则是儒家的追求。儒家之所以追求小康之世，不是因为觉得大同之世不如小康，而是因为孔子认为现实条件不足以实现。
当然，最主要的不是老子孔子这些人怎么说，而是实情如何。如果我们从整体上俯瞰百家，也会发现实际情况的确如先哲所说，道家的确是代表中国文化最本源的一个学派。当代学者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由于此书并非学术论著，为了行文的简练就不做引用了。
一、道家与儒家
所谓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故事，虽然颇有可能是杜撰，但是，儒家思想不能涵盖道家，而道家的思想能用来解释儒家，则是确实的。在思想本身的逻辑上，我把儒家看作是道家思想在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化。
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仁”。“仁”是人本来就有的，只不过常被蒙蔽，只要能去除蒙蔽，发扬光大“仁”的精神，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从儒家角度看，“仁”已经是最基本的、不需要再分析的人性特质了，类似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而在道家看来，“仁”只是人的“天性”在一种特定情境下的表现形式。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也就是说，在人不能自然地顺应“道”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德”也就是人的积极品质。“德”虽然是积极品质，但是，已经是一种有些僵化的东西了。我们试举一个例子，有个人急需帮助，如果他遇到了一个有“道”的人，那个有道的人，不会去想，“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应该帮助这个人”。只不过，这个情境下，自然有一个驱力让他很自然地做了某个事情，这个事情会对那个人有帮助。有道的人，没有去想为什么要帮助他，也没有“我帮助了他”的想法，甚至也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他就是那么一做，也没往心里去。而一个有“德”的人，遇到这个情境，则是因为他有“乐于助人”这样一个习惯和性格特点，所以，看到了有人需要帮助，也就去帮助了。这样的人，一定是“好人”，但是也有一点僵化，因为也许有的时候，做“不好的人”实际是更好的选择。不过，有德者也还是不错。而失去了“德”的人，帮助别人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他必须心里对那个人产生了侧隐之心，才有可能帮助他。这个恻隐之心，就是“仁心”。如果我们要激起仁心才能帮助别人，那说明我们已经不是自动自发地助人了。有道的人，可以说是“无心”做事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说是“无为”而做的。而儒家的仁人，则是有为的人。
儒家以“仁”为基础，建立伦理和道德体系，在道家看来，这是“道”不够完美的表现。我们大略可以用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来比喻，道仿佛是爱情，它是自然的，是流动的，是不拘泥于具体形态的；而儒家的仁义则如同婚姻，即使它是一个好的婚姻，也总包含了一种外在的束缚，而不是完全的内心的感情流动。但是，儒家毕竟是个“好的婚姻”，因为，仁也是来源于人性的自然趋向的，是有人性基础的。因此，儒家可以看作是，对那些不可能达到“得道”境界的人，不可能完全顺其自然地生活的人，提供一种生活的规则和方向。这个规则和方向，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性的一般规律而确定的，所以基本符合绝大多数的情况。
只要是这样固定下来的伦理和道德体系，总归是多多少少会有不适合某个具体情境具体人的时候。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可指责的。这就像我们说起爱情时，会说它是“不可说”的，因为不论多么善于表达的人，他说出来的那些话，都不可能完全展现出他在爱情中的感受。同样，不论多么优秀的人，即使他如同孔子一样伟大，他的体系也不可能完全符合“道”。但是，我们依旧允许爱人去写情诗，而一个社会也需要有人给出一个可以供大家使用的伦理和道德体系。
从孔子和一些看起来明显属于道家的隐者的互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内心中并非不同意他们的基本见解，只不过孔子知道在他所处的已经“礼崩乐坏”的时代，政治文化上的目标都只能按照现实能够达到的去设计。所以，孔子提出不同于道家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在孔子看来，也许也是一种不得已。
二、道家与法家
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法家之本是道家，这一点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
那么法家在哪些方面继承了道家呢？冯友兰认为：“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比如韩非说，君主应如“旧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也就是说，君主自己不需要有作为，而应该让下属去作为，才是最称职的君主。君主如果有为于一个方面，就必然有所偏倚于这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会有所忽略。这和《庄子》中的说法很类似：“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庄子·天道》）
但我不同意，我觉得“无为”并非法家的观念，相反在本质上，法家是非常有为的。法家的精神是人定胜天，要积极进取，这完全不是什么无为的态度。法家要求君主“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确是受到了道家“无为则无不为”思想的影响。从道家那里学习，法家懂得了一个道理，如果一个君主不守自己的本分，运用智力去做不该自己做的事情，则会干扰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如果君主的“私人感情”影响到了他的判断，则更是一种负累。因此，法家在实用技术层面，要求君主避免自己的这些行为，以避免对“法”的消极影响。
汉初名相陈平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什么叫做“不以智累心”。汉文帝问陈平，天下每年处死多少犯人，收入多少钱粮。陈平回答说：“各有主管的人。如果问刑罚上的事情，可以问廷尉，如果问钱粮，可以问内吏。”如果一个丞相这些事情都直接管，那就是以智累心了，而聪明的丞相不会这样做，他只需要管好大臣就可以，这些事情都不累心。
“不以私累己”则有更多的例子，两千多年来，正直的大臣们一直要求君主公正无私，即使是皇亲国戚、受宠的重臣，犯了法也应该一样惩罚。即使是君主很厌恶的人，有了功劳也该同样奖励。这也就是韩非所说的“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我们看到，道家的无为，是顺应自然，顺应大道；而法家的所谓“无为”，是顺应“法”，如果这个法是合乎道的，我们固然可以说道家和法家在这一点上一致，但是如果这个法本身就并非合乎道，则法家和道家所说所做就完全是不同的事情。虽然，法家吸纳了道家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皮毛，但是并没有得到道家的根本。反过来说就是，虽然法家并没有真正理解道家精髓，但是也吸收了道家的一些皮毛，用于政治，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不仅如此，还有一点是法家并非只用“法”，有时候他还用“术”，而在用术的时候，法家理想的君主是不应该“无为”的。“术”本身就是有为，就必须有私心，大公无私、坦坦荡荡是无法玩弄权术的。
法家用的“术”，也是源于道家。道家对自然之道的探索，法家人物学习后则成为权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是道家的发现，但是法家则用为权术。
如果刚好一个君主是达到了道家最高境界的真人，或者至少是达到儒家最高境界的圣人，如果他确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乎道的法，如果他使用权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亲友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大众的公益，那么，法家的思想也可以使社会异常美好。但是，实际上皇帝远远不可能如此，甚至就是技术层面的似乎公正，也往往做不到。皇帝做不到，而官吏也绝大多数做不到。
从前有个官员喜欢吃鱼，但是从来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他说：“我如果接受了送的鱼，就可能会做事不公平，以后被罢了官，那不但没有人送鱼，自己也买不起鱼了。”这就是法家式的公正无私。但是，多数官员和皇帝连这个都做不到。最近新闻报道了一个贪官，把当地水利工程分包给他的多个情妇，造成超支1个多亿，最后被告发。这即使是在我所鄙视的法家，也是认为不智的行为，但是这类事情却恰恰最常见于中国历史。
因此，法家也来源于道家，但是只学会了道家的皮毛，却失去了道家的精神。
三、道家与墨家、名家等各家
说道家是中华文化之本，似乎暗示说墨家也是源于道家，但是也许墨家并非如此。墨家的出发点是“兼爱”，也就是我们应该爱一切人，理由是“天”和“鬼”（名为鬼，实际意思是现在所说的神）要我们相爱。这固然可以说也类似于道家的“慈”，但是我们却看不出兼爱是否直接来源于“慈”。当然，由于墨家出现比道家要晚很多，所以墨子多少受到了道家的一些影响，也是可能的事情。而墨家的其他观点，都是在兼爱原则下，提出的一些具体的实用原则而已，这些原则和道家的原则也颇为类似。比如墨家提倡节用、节葬，就颇为类似道家所说的“俭”；而墨家在军事学上强调防守而非进攻，有人认为也符合道家“不敢为天下先”的训导。不过在我看来，道家的“俭”，意思比墨家的节俭要更丰富。举一个例子，一个武术高手的招式中，不会有一点不必要的动作，能用省力的方式就不用费力的方式，这就是在用力气上的“俭”。正是这样的俭，使得道家思想指导下的太极拳可以“四两拨千斤”。即使这个高手的力气还有富裕，也不轻用其锋。道家的这个“俭”是一种智慧，而墨家的节俭，则是考虑到大家节俭的习惯形成了，就可以节约物资，也就不需要发动战争互相争夺了——是出于一种爱心。同样，道家的不敢为天下先，不仅是一种不愿和人争先的态度，也还是“后其身而身先”的智慧，而墨家的军事学绝不先发制人，是因为墨家不喜战争，只在不得已时，才进行防御作战。墨家并不重视理论，因此也看不出墨家在理论上和道家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证明墨家是道家中演变出来的，至多我们说墨家和道家是相容的。不过，墨家思想大致不出道家范围，这个说法应该还是基本立得住的。
名家和道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庄子和惠施的故事为例，是一种相互砥砺的关系。道家强调逻辑、语言的有限性，强调对这些东西的超越，而名家则相反浸淫于逻辑和语言之中。道家思想不会绝对否认逻辑和语言有相对性的价值，也就是说有时候也有用，只不过道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足以达到最后的真理而已。
阴阳家固然以巫术为根源，但是更是大量传承了道家的思想，因此也可以看作道家传人。道家宇宙观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阴阳可以说就是从无形之道生出的两个最基本的形（而还没有质）。阴阳变化之法则，当然是道的运行法则的具体体现。例如，阴尽则阳生，阳尽则阴生，就是道家所谓的“物极必反”的体现。另外，道家对养生之道的精湛的理解，也是后代阴阳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再说兵家纵横家，其策略机谋，无不是运用了道家提出的原则。许多道家人物本身也是优秀军事家。比如黄帝、力牧、风后、封胡、伊尹、姜太公、管仲、鹊冠子、文种、范蠡诸人，据说都有军事著作。其中有些人的战功现在已经没有证据了，但是至少黄帝、姜太公、管仲、文种、范蠡等的军事成就是有历史记载的。道家由于对万物之道有深刻理解，在战争中善于捕捉战机、发现形势转变的要点、用最适当的方式引导战局，而又有最从容的心态，当然最容易成为优秀的军事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无不源于道家思想，例如避实就虚的战斗方式，和道家“庖丁解牛”时绝对不硬砍而随着牛的关节缝隙来用刀的方式，实际是完全一致的。同样，纵横家的政治权术，什么欲擒故纵之类的策略，也都是具体应用道家的原则和智慧。只不过，兵家和纵横家都是具体的应用技术，而不像道家是宇宙观人生观等全面的知识、伦理和道德体系。道家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乎道的人生，也会关心什么时候不得不战斗，或者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而兵家和纵横家则只是告诉我们如何战斗和政治斗争，并不涉及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终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家包容着兵家和纵横家，而后者只是道家思想的应用。
除此之外，在中医、文学、艺术等文化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道家的影响。即使是喝一杯茶，也有所谓的茶道。西方人在天热的时候吃冰激淋，用冷的食物对抗热的气温；而中国人的精神则相反，在热天也许反而需要喝热的茶，物极必反，热茶疏导了人的散热渠道，反而使我们感到凉爽，这就是生活中的道家。随着茶、酒、食物以及其他种种，道家的精神已经融化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了。
四、道家之败坏
道家智慧幽深，为先秦其他各家所不及，如同明镜，照世间万事万物人心人情，历历在目。得到了道家思想的一鳞半爪，已经可以纵横天下、少有敌手了。真正得到了道家思想精髓的人，深知人生的幸福来源于内心而不是外在的功名利禄，因而往往不屑于追名逐利。反倒是那些得到一鳞半爪的人，功利之心未泯，而又有了战胜别人的利器，因此会借助从道家学会的方法追求地位权势，而且往往大获成功。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个不幸的结果，就是道家的真传隐而不彰，而用了道家的一点东西，但是动机却不纯正的那些人，往往反而有更大的影响。长此以往，则道家的一些思想被这些人逐渐败坏，成为了负性的权术和阴谋，使得中国人中，滑头、狡诈、阴险等特点逐渐增加。
例如，道家主张“爱其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在道家本意，“身”的意思不止是身体，而是约略等于现代语言中的“自己”，所以“爱其身”的意思大致是“自爱”，自爱的人才能真正地爱人，自爱的人才能珍惜自己而自尊自重，也才是那种可以把天下大任托付给他的人。因此，“爱身”的意义并非只是爱自己的身体，更不是自私自利而已。但流传到后世，道家的思想被一些官场混混所袭用后，“爱身”就退化为了纯粹的“自我保护”，成为在官场上遇到危机时，官场混混只顾保护自己而不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理论基础。“明哲保身”的意思，也演变为“遇到事情，宁愿退缩，宁愿不负责任，也要保护自己”这样一种怯懦的态度。因此，似乎是继承道家的那些人，形成了一种只知道自我保护、蝇营狗苟的做事方针，这也成为了中国官场堕落的一个助缘，成为了中国人民族性堕落的一个助缘。
物极必反、见微知著等道家智慧，也都首先被用于官场，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官场政客的心态，并非如道家人物那样超脱旷达，相反都是狭隘而势利的。道家的智慧被这些人所使用，则形成了一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氛围。长期浸染于这样的氛围中，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奸诈阴险，而这样的氛围逐渐扩展到全社会，贻害中国人至今。
五、道家之未来
道家是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虽被尘封两千载，如蓬头垢面之少女，一旦用清溪之水洗洗，荡涤了污垢，则如姑射仙人般光艳照人。
道家精神的核心，是清静无为。“无为”这个词颇容易被误解，当作一种消极的不行动的态度，而实际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只是不要刻意强求，不要违逆自然而作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用最小的行动，赢得最大的效果，庖丁解牛的寓言是对“无为”最简单明确的注解。
“无为”是东方最独特的精神，和西方主流精神是不同的。现在西方主流的精神，依旧是积极进取。进化和进步依旧是西方主流所服膺的神话。追求进步的精神，固然能带来生机勃勃的驱动力，能成为一个社会欣欣向荣的动力来源，但是如果人类缺少“无为”精神去平衡，则这样一种态度也有问题。如果我们的进步不是无为的而是有为的，就意味着总会多多少少和事物本身的“道”有所不一致，意味着总有一些刻意扭转自然趋势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必然多多少少会激起反弹。